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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向东等 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 四 万向东等colon;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lpar;四rpar;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9】【字号：大 中 小】 五、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社会主义新传统 万向东（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基础性社会制度的限制与突破 在我国，近几十年来，有一种类型化的现象，即：社会变革中的重大进步或飞跃式的变迁，常常依赖于某种“关键因素”的突破。在这些“关键因素”获得以前，社会生活中在某些方面或者整体上充满了矛盾和危机，一切努力似乎都是低效率的、缓慢的；人们的社会心理中也充满了困惑，或自觉不自觉地带着某种期待。而一旦获得了这些“关键因素”，则一切问题似乎都迎刃而解，各种矛盾和危机似乎都能得到解决或缓和，在某些方面或整体上将会出现重大的进步或“跃迁”。这种“跃迁”，在很多情况下，虽然不能完全否认此前缓慢进步的“积累”，但其本身的意义更显得突出并成为众所瞩目。 首先请看下面几个带有某种“类型”意义的历史性“社会事件”： 一是关于我国市场经济的研究与实践的问题。我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实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后来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是强调以计划体制为主，商品经济作为补充。后来又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甚至还包括“双轨制”。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指出，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不一定是资本主义。以此为转折，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论是实践，还是研究，都有了一个根本性的突破。可以说，九十年代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有了一个彻底的转型。 再有就是我国目前比较热的农民工研究，最大的一个共识性的问题就是二元体制和劳资关系问题。在基本制度上，这个二元体制，暂时不能突破。从政治上来说，劳资关系的话题，也是具有敏感性的。我们很多人都认同，无论是从实践中的农民工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还是理论上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都受到很大的局限。 除了上述例子以外，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些事例。比如，七十年代末期，关于两个“凡是”和“实践标准”的讨论等。 在中国几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之中，这些类型化的现象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与国家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文本规定以及实践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原则有关。这些制度性的原则构成了社会变迁的总体性的、基础性的背景，可以说，是社会运行中的一个重大的“关键变量”。往往很多问题的讨论、总结，很多实践中的措施，很多试验性改革，都有一个“雷池”，是不能逾越的，逾越了就有问题。但是一旦跨越了，社会的变迁就可能有跳跃性的增长。 例如，一旦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以后，具有了制度上的合法性，很多问题都变得容易解决了。到现在为止，仍然还有很多基本的原则不能动摇，不敢动摇。当社会变迁的实践需求和人们的思想认识（包括学术上的研究），触及到基础性、关键性的重大变量的时候，在根本突破之前，实践和理论都会普遍受到严重的束缚。而且有人似乎害怕这种突破背后潜藏着重大的危机，但是一旦由于某些机缘，这些重大变量发生改变，社会变迁就会产生突破性的进展。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我想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提问。一是这种类型化的现象在一般性的社会历史之中有没有普遍性，或者说是不是社会主义这种中央集权体制所特有的现象？二是如果有普遍性地社会存在，那么这类现象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社会变迁中的这种制度性的总体限制和突破性进展现象，可以从制度方面去讨论。当然，也有其他的突破性的进展，比如技术性的突破，有时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比如艾滋病）。我们要研究这个问题，我想，一个是对历史实践的归纳与概括，提出了这么一个现象，但是从理论上怎样进行研究，一下子还不好说，我这里只是把问题提出来，请大家看看有没有意义。目前很简单的想法是，如果按照社会学研究的模式，我们把这个现象当作一个因变量，那么这一类因变量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对社会变迁的基本限制是什么，巨大的能量释放是怎么样的），对这些特征进行描述；然后对造成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探索，寻求解释。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制可能是一个总体性的影响，然后带来一些基本的原则。 赵晓力（清华大学法学院）：突破的底线 大家知道，2021年制订物权法时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就是物权法草案是不是违宪。这个问题是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提出来的。从分类上来说，他是一个老左派。我当时很震惊，并不是他提问题的观点，而是他提问题的方式。宪法已经成为一个公开讨论的问题，像这样意识形态色彩比较重的老教授也会诉诸宪法。一方面，传统的判断对错、判断真理谬误的标准，可能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马列的经典，但现在这可能不是公共的东西了，现在可能需要寻找一些公共的东西，比如说宪法。对物权法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