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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兵要招读书郎 招兵要招读书郎 把读书人引进新军,不仅改变传统军中格局和氛围,同时也有助实现军队现代化,确立军人的荣誉感。一句话,就是让新式军人变成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 　　 　　清朝新政的军事改革,有个编练36镇新军的规划。当初曾国藩练湘军的时候,不肯以绿营打底,担心的就是旧军积习太重,以至于求新不成,反成累赘。同样,新政的新军编练,也是担心新军沾染旧军习气,所以,必须重打鼓,另开张。 　　其实,在各省编练新军之前,已经有了北洋军现成的经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固然也跟湘淮军当初一样,招收朴实的农家子弟当兵。但却也吸取了淮军练洋操的经验教训,不再练兵不练官,而是官兵齐练,练官当先,开办一系列北洋军官学堂,专门培养军官。南方各省编练新军,似乎立意要比北洋军更进一步,招收士兵,读书人优先。 　　新军的军饷高,待遇优厚,一个正兵一月四两二钱银子,折合洋钱8元左右,这些钱,养五六口之家都够了。办新军的当口,科举也废了。而新军跟现代化联系密切,有跟时代进步相匹配的正当性,张之洞甚至立意要把新军变成另一种科举。所以,大批的乡村读书人,都涌进了新军。新军也特别喜欢招读书人,招兵的时候,居然还要出题作文,现场考试。一位名叫胡祖舜的湖北新军士兵,说他入伍时,考题是“有勇知方论”。一直在报社做兼职记者的他,当场写了三百字,才过了关。 　　新军爱招读书人,贫寒的读书人,也把投新军当成一种出路,至少是比在乡下教书更好的出路。在南京第九镇做小军官的何遂回忆说,他所在的连队,126个人,有1个举人,6个秀才,27个学堂的学生。也就是说,有些已经进了学堂的读书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出路,也投了新军。前面提到的胡祖舜,在做伍长的时候,一次喝多了酒,到理发店,把自己的辫子给剪了。在当时,这属于犯禁的行为;清末虽然规矩已经松了,但按规矩还是要受惩罚的。他酒醒了之后,作为补救,连忙写了一篇文章,从卫生的角度,从妨碍军人操作的角度,大谈了一通剪辫子的益处,然后呈交长官,同时交给报社发表。见报之后,他居然平安无事,没有人找他麻烦。几天之后,有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士兵,也剪了辫子,长官大怒,传令站队,叫剪辫者出列,大加责罚。剪辫者不服,说伍长怎么可以剪?长官喝道:人家剪辨子有理由,有意义,报纸上还称赞,你剪有什么道理?于是拉下去打了若干军棍。 　　湖北新军是张之洞创办,特别强调新军的文化素质。军队里讲究读书,很多人结成各种读书研究的团体。几个革命党著名的团体,文学社、日知会、科学补习所,都是这种名目。长官见了,也不说什么。革命党人居中煽惑,弄些禁书来看,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还有《猛回头》《革命军》,甚至有通过特别渠道进来的《民报》。 　　集体生活的读书人,尽管在军营里,其实依然很像学生。学堂里流行的,军营里也一样流行。大家都喜欢尝禁果,敢冒险。如果朝廷表现不好,遭致报纸一致抨击,士兵们就很容易倾向革命,而且在非常时期,趋于行动。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新军里的读书学习的团体,并非都是主张革命的,更多的其实不革命,赞同立宪派主张的士兵,也不少。 　　明清两朝,实行的是世兵制,不管绿营八旗还是后来的勇营,都是世袭为兵,军人形成自己的小社会。这样的制度,使得军人跟社会相隔绝,为正常社会所看不起,反过来,军人也对社会怀有敌意,甚至自暴自弃。这种好人不当兵的社会氛围,显然无法学习西方,弘扬习武精神,确立西式的军人荣誉感。所以,把读书人引进新军,改变传统军中格局和氛围,是必须的。同时,实现军队现代化,确立军人的荣誉感,也非引进读书人不可。一句话,就是让新式军人变成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也难免引发了新军的“忠诚”问题。读书人越是多,越爱读书,“忠诚”问题就越严重。其实,没有人天生喜欢反叛;事实上,清政府做得不好,“忠诚”问题才成为一个问题。 　　民国以后,军队招兵越来越滥,士兵地位再次下降,把先前提高军人地位、用读书人当兵的尝试废掉。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又走进了岔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