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教育课程对高职学生生命价值观及死亡焦虑影响之研3.doc

生死教育課程對高職學生生命價值觀及死亡焦慮影響之研究 <節錄> 軍護科吳美如老師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民國五十年以來，台灣經濟快速成長，物質文明以及生活水準迅速提升。然而不幸的是，為了追求經濟的成長以脫離貧窮，所付出的社會成本、人文成本、自然生態成本，卻造成社會秩序失衡、家庭結構改變、傳統道德文化喪失、價值觀偏差。台灣的經濟奇蹟舉世稱羨，然而富裕的物質環境似乎不能使我們生活在這塊寶島上的居民更快樂，環境污染、暴力、色情、迷信、詐欺、自殺…等駭人聽聞的事件層出不窮，而國內一連串的校園暴力、綁架、兇殺案件的發生更令人怵目驚心。該是最有朝氣、滿腹理想、熱情的青少年孩子竟然作出使人驚怖的行為。這是我們的孩子嗎？在這學校教育普及的時代，青少年卻成為犯罪年齡下降的代言；莘莘學子傾全力在試場上角逐，卻沒有勤學求知的志趣；E世代的孩子，人手一機，網友一籮筐，真誠的友誼卻連不上線；XY世代的孩子，掙脫「傳統束縛」，得到物質代償，但是他們卻不快樂、不尊重生命（鄭宏生，2001）。 在工商業發達的現在社會中，犯罪率愈來愈高，並且犯罪的年齡也普遍的降低。在法院中有「少年觀護所」專門觀護問題少年，這些孩子都是問題社會下的產物。問題社會、問題家庭，出了問題的少年。在重重問題的環境中，使他們逐漸的走上歧路，製造更多的社會問題。這些年紀輕輕就走在刑法邊緣的人，其生命又有甚麼價值可言呢？由於人們不瞭解「生命的價值」，不尊重「生命的價值」，才會產生個人的問題，人與人之間的種種問題，進而影響到社會、國家，乃至整個世界，使社會脫序，世界混亂，人類陷入戰禍災難的恐怖之中。對一個生命價值意識模糊的現代人，必須使他們深入了解甚麼才是真正「生命的價值」，然後，依著正確的目標，邁向人生的光明大道，如此，做人才有意義、有價值（淨心長老，1994）。 青少年在人生各階段中猶如旭日東昇、朝陽璀璨的時刻，他們的責任被規範為「學習」，但因「生命」之事，在青少年的生活經驗中就少有體驗與討論，故其對生命意義就不夠瞭解。因此「生命的價值為何？」，「什麼樣的生活才能活出生命的意義？」，這樣的困惑，常在他們心中的深處響起。曾志朗（1999）指出，生命教育的推動是教育改革中最核心的一環；當前的教改列車只著重在唯智、唯形、唯物的改革上，卻忽視了讓學生體會到對生命的尊重，在多元價值混淆的情況之下，青少年的心靈不知何去何從。 如果青少年能體認生命的價值，就不會有不尊重他人與傷害他人生命的暴力，及自我傷害或自殺，因此探討青少年生命價值觀有其重要性。 根據衛生署（1998）的統計資料以及2000年高雄凱旋醫院及台中榮總醫院的一項對台灣青少年（定義為10-19歲）死亡率之統計報告中顯示，在國內青少年的死因中，自殺排名第三位，顯示此年齡層的自殺問題相當嚴重（王彩鳳，1999）。很顯然地，自殺已從個人的生死抉擇演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兒童或青少年的自殺傾向，和其存有不正確的死亡觀念有關，有自殺傾向者可能有較低的「死亡排斥」、「生命吸引」，因此每一個人都應接受死亡教育，以涵育正確的死亡認知與態度（張淑美，1997）。死亡教育學者莫不認為，死亡（和性一樣）是生命歷程中不可避免的，也是吾人生活經驗的一部分，教育的內涵應以全人發展的角度來開展，則有關生死的教育就應予以教導（Wass,1994）。 另外，在生命的追尋過程，「死亡」更是每個人的必經之路。Kastenbaum（1972）曾提及，個體對於死亡所有的反思與思考，都是透過死亡的動物、人或植物而知覺，這樣的認知歷程，會讓個體意識到，在未來某一天的某一時刻，每一個人無可避免地都會面臨死亡。在刻意避諱卻又無可避免的情況下，任何有關死亡的事件往往會引發個體內心的焦慮，成為日後心理上潛在的壓力，如果不被及時加以排解，很容易衍生為心理上的疾病。因此，如果過度忌諱避談，反而會增加死亡的神祕色彩，使吾人無法瞭解生命的真相，而容易產生恐懼與莫名的焦慮。 Kastenbaum認為害怕死亡的心理現象與個體的不適應之間，存有相當複雜且多面向的關係(Florian, Mikulincer ＆ Green, 1994)。Tomer(1994)也曾提及，防衛機制的瓦解，可能會使死亡焦慮浮現在意識層面；而浮出意識層面的死亡焦慮，將會成為一股長期慢性的壓力感受，危及個人的福祉與整體適應，甚至可能伴隨心理精神方面的疾病，如憂鬱等精神官能症。這樣的論述隱含，不同的個體會有不同的死亡焦慮反應，有些人能夠恰當的處理死亡焦慮，有些人則會一直沉溺在死亡的恐懼之中，影響其日常生活適應。相反的，如果能對死亡抱持著坦然的態度，瞭解死亡是一個生命中無可避免的過程，那麼死亡可以刺激人們思考生命的價值，建立積極的人生觀。 我們恐懼死亡會毀滅一切，可是如果生命沒有時間限制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