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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制关系”视野中的邓小平理论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两制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正文】 胡绳同志曾撰文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中所面临的根本性课题之一，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1］。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极富认识意义的提示，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关系”的角度，触及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从而成为我们深刻认识和领会邓小平理论的巨大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一把钥匙。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多次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2］（P.63）“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2］（P.116）过去之所以对社会主义问题不完全清醒，没有搞清楚，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正是由于在“两制关系”认识上的种种片面性，才造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某些教条化、公式化理解和一度空想式的追求，使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一再遭遇挫折。敏锐地觉察到并敢于摒弃以往在“两制关系”认识上的片面性，是邓小平社会主义观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主要区别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就是建立在对“两制关系”的深刻思考和准确把握之上的。 一、对“两制关系”认识问题的历史追溯 早在20世纪初叶，列宁仔细分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演变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并从当时发生的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等历史变动中，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已处于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期。他根据社会主义在一国初步胜利的形势，对这种历史变动的本质作了深刻论述。他认为，十月革命标志着“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资本家议会制度时代和无产阶级苏维埃国家制度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3］（P.208），世界进入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时代。列宁还预见到在今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和国际范围内，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4］（P.188）。 毫无疑问，由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社会主义逐步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大趋势，是上述新旧交替时代的本质特征。然而，更应当看到，由于这种新旧时代交替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决定了这个历史过程将极其漫长。它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斗争和较量，要经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最终完成。在这整个过程中，都将呈现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制并存而进行历史性竞争的局面。这种情形，不能不给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进行的革命斗争以深刻影响：既然是两种制度的并存、交替和竞争，那么，在“一球两制”的总体格局下，如何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必将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斗争中必须正视并应认真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事实上，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所经历的由“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以及列宁在此前后提出的“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珍贵思想，已经明确地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然而，在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将列宁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所论述的“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等提法结起来，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来表述我们所处的时代。这个提法和斯大林的其他一些观点（如“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一道，过多地强调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性，妨碍了人们对两制并存、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以致在许多场合下形成了对世界革命形势的过于乐观的估计，这对后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后果。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它也不可能对人们科学认识和把握“两制关系”起什么积极作用。 20世纪20年代初，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梁启超、张东荪等曾发生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辩论的焦点在于，当时的中国能否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在梁、张等人看来，中国惟一的病症在于贫穷，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以“增加富力”，而要达此目的，就只能靠资本家阶级采取资本主义的办法；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和资格，只能且慢一步。应该说，承认20年代的中国有着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现代生产力的必要，强调实行社会主义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作前提，这不失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问题在于，他们却对近代以来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根本性障碍和困窘，视而不见，缺乏起码的认识，因而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反对以社会主义为宗旨的革命政党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来扫清发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