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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改革与药品价格问题初探 药品价格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和医疗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产生制药企业、药品品种和药品推销商的逆向选择。①小制药企业往往采取低价格、无序竞争、短期行为抢占市场，从而使得采取生产高质量药品和研发新药的厂商被挤出市场，最终结果反而是保护了低效率企业，抬高了医疗成本；另外，由于行政监管的难度和某些地方保护，使得制药行业不能优胜劣汰，降低了制药行业的市场集中度。②为了降低医疗成本，发改委对使用较多的传统药品进行行政定价，使得其利润较低。大量制药企业采取更换品牌和药品名以期获得更高价格，由于发改委审核机构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很多传统低价药品被昂贵的新奇药品代替，这些新奇药品大大抬高了医疗成本。③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参与或变相参与药品销售领域，药品采购中的舞弊寻租行为或者简单以竞标价格为评判标准，使得医药相关产品推销商产生逆向选择，而那些合法的销售商由于成本较高却步履维艰，极大地损害了合法零售企业的利益。④医药行业零售领域采取层层代理的销售方式，这也会导致药品价格奇高。医药行业的特殊性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激励机制的扭曲已使得药价虚高成为必然，医药领域法规和制度的不完善又使得各利益主体规避管制、提高药价成为可能。药品商品名管理和使用的混乱与信息不对称：是加剧药品消费中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原因，是对药品名称管理的不严格，特别是对药品商品名使用的控制力度不够。在同一国家药典采用的法定名下，可有许多药品生产厂商自己确定、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产品名称（商品名），药品的商品名进一步增加了药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也为制药企业和医生维持虚高的药价提供了一种手段。我国目前药品生产经营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大多数制药企业的生产规模小，新药研发能力弱，只能靠仿制药维持，部分企业在竞相仿制同一种药品时，为了强化对本企业产品的宣传，故意在药品包装上或进行宣传时以商标代替药品通用名，有的企业甚至还用未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文字型商标或者未经批准的其他名称代替药品通用名，这就使原本功能相同的药品在消费者眼中成了各种不同的药品，降低了他们的自我选择能力，使他们只能听任药品销售人员和医生的“摆布”。“一药多名”的现象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先后印发了多项规章制度以期杜绝该现象发生。然而，仅管住药厂还不够，毕竟患者的大部分药品选择还是由医生作出的，如果医生继续使用“商品名处方”，患者也只能按“商品名”选药。新药注册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我国《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新药申请，是指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的药品的注册申请，已上市药品改变剂型、改变给药途径、增加新适应证的，按照新药申请管理。”这样，制药企业就可以通过改变剂型、改变包装而“创造”新药，而这些“新药”又可以冠以不同的商品名，成为难辨真假的“新药”。这些“新药”的价格往往比原来高出许多。药品定价制度的不合理与信息不对称：根据我国现行的价格管理模式，对于政府定价的药品，其价格是按照社会平均成本加成定价法确定的[3]，需要价格管理部门收集大量的药品生产厂家的生产成本信息，而药品生产者永远比价格管理者拥有更多的生产成本信息。面对数千家医药生产企业和种类繁多的药品，要准确掌握每种药品生产和销售的真实成本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厂家借此虚报药品的组成成分，虚增产量，抬高材料价格，谎报一些“莫须有”的费用项目，使得极不合理的现象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制定药品价格过程中，政府的信息劣势地位就为相关企业虚报成本提供了有利机会，导致政府制定的价格远高于竞争性市场的价格水平。 缓解信息不对称、改进我国药品价格管制效果的对策建议 提高政府定价的科学性、完善和改革药品定价制度：价格主管部门不能仅仅以生产企业上报的成本资料为定价依据，更应建立严格的成本监测体系，通过专家评估、行业评审等制度确定药品成本价，增强定价过程的公开化、民主化，提高公众参与度。让消费者、药品经营企业、医院代表和公益代表参与议定药价，使药品消费者尽可能了解药品价格制定的过程，防止价格制定过程中可能的寻租行为，提高药品价格管理的科学性[4]，降低政府定价中的信息不对称性。对于药品价格的管理，可采用参考价格制度，将药品按有效成分或治疗效果等标准进行分组，向患者传递了药品的替代信息，有医保的患者会尽可能要求医生开疗效近似的药品中价格不超过报销价的那种，即使没有医保的患者也可以根据公布的信息在类似疗效中进行合适的选择。另外，对于由药品商品名的使用混乱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通过强化医生处方中药品名称的规范使用和严格控制药品商品名注册来解决。改革药品定价机制，对于已经核实的价格虚高的药品可以实行直接的政策性药品降价，或者采取最高零售限价制度，把集中招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