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处分纠错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思考.docxVIP

政务处分纠错程序存在的问题 及对策建议思考 自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等国家重要基本方略实施部署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和政务处分制度建立，深刻体现出“权力受监督”的法治精神。作为效力强大的国家监察权能，政务处分自身是否公正、合理也应受到适当自我监督与外部监督。研究政务处分制度纠错程序的不足并提供对策思路，对完善公职人员的权利保障设计和政务处分理论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政务处分制度及纠错设计 探讨政务处分纠错程序完善，第一要务自然是对政务处分纠错机制进行清晰地认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监察机关处分职能设计提供方针指导，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与《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的出台，确立了政务处分纠错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 （一）政务处分概念与性质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设计和监察法律制度为监察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作出了明确规定，即监督、调查和处置。监察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监察机关通过监督和调查措施，可以“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出政务处分决定”，此即监察机关享有政务处分权的直接法律依据。监察法第四十五条第二项中规定，监察机关对违法公职人员可以“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政务处分决定”。这是监察法对政务处分具体内容的全部列举，意味着政务处分的具体形式仅限条文所列，处分主体不得对处分形式作扩张解释。此外，监察法对监察权行使主体和监察对象都有明确规定，以上因素综合构成了政务处分权的完整概念。因此可明确，政务处分权即国家监察机关经监督、调查等法定程序，对一切具有职务违法行为的公职人员作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政务处分决定的权力。 正确地认识政务处分的权力属性，有助于监察人员对政务处分制度设计价值和立法目的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政务处分是国家监察机关的重要处置职能，如何界定其性质需先对监察权属性进行思考。在宪法构建的国家权力格局下，监察权的诞生吸收了行政性质的行政监察权，也吸收了司法性质的部分检察权，与行政、司法处于并列地位，同时兼具党纪监督、行政监督和法律监督职责。综合监察权力设计目的和价值，其应当拥有独立的权力属性。监察权应当是国家权力分化出的一种监督性权力，政务处分权亦属于较为纯粹的国家监督权力。这一权力属性的界定意味着政务处分的行使应具备较高的独立性，不受司法、行政活动的影响;同时政务处分的执行效力应当得到有力保障，以维护国家监督的权威和实力效用。 （二）政务处分纠错程序设计 监察法第四十九条对不服政务处分决定之复审、复核途径进行了规定，明确确立了政务处分权事后二级审查机制，为政务处分施行的公正性和公平性提供了制度保障。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政务处分的变更、撤销按照被受处分人公职人员身份，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应当适用的处分规定执行。依据上述条文所确立的复审复核制度，申请人应当为监察对象和处分对象，申请人最多可向做出处理决定的监察机关和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两次审查程序，经两级审查后复审复查程序的效力能夠较大程度得到保证。 除国家监察法第四十九条外，国家监察法以及暂行规定中并未规定其他关于政务处分的申诉复查制度。政务处分是国家监察机关代表国家、人民权力对违法公权行使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重要制度，其结果的公正性和监察对象的基本权利应当得到最大程度保障。虽然二级审查制度已经具有相当效力，但还存在一些可以讨论的问题。 二、政务处分纠错程序之不足 关于申请复审、复核的原则问题。在刑事诉讼和行政救济制度中存在一项共通原则，即受到制裁并主动诉诸权利救济的一方不得因其寻求救济的行为而遭致更为严重的制裁后果。刑事诉讼法律中这一原则可表述为“被告人上诉不加刑”，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中也有相似规定。法律条文对此条文加以体现，是确保公民勇于行使救济权利的需要，也是保障人权的立法精神体现。《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中即已规定受处分人不得因申诉而加重处分结果。作为政务处分实施的主要法律规范依据，国家监察法和暂行规定中并未明确规定这一原则。这一原则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和蕴含的法治精神是政务处分权需要的，应当在政务处分相关立法中得到明确体现。 关于申请资格问题。无论监察法还是《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规定，均将处分救济申请资格限定为受处分本人，这种限定是否具有局限性值得探讨。政务处分是国家监察权力对公权力行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制度，受处分人和监察机关的双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刑事法律中的“国家-犯罪者”关系以及行政法律中“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关系具有相似之处。这两类关系中受到公权力制裁的一方，以及与制裁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人都有一定的救济权利和途径。例如，行政处罚中行政相关人认为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处罚畸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