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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建议在实践运用中存在的
问题及对策建议思考
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完善社会治理、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因立法不健全、自身质量不高、后续配套机制缺位、强制力不足等因素影响,其功能尚未被完全释放出来。人大监督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是最高层次、最具权威性的监督。在新时代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背景下,探索推动检察监督和人大监督的有效融合,善用人大监督智慧,通过提升检察建议质量和刚性破解依法治国实践运用中出现的问题,对于监督权力运行、促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决定》的起草说明中专门强调,完善检察建议工作机制是落实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之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也多次在讲话中专门强调要把检察建议做成刚性、做到刚性。200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正式施行,依法监督成为各级人大的一项重要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各级人大常委会依法监督具有位阶高、权威强、影响力大的特点。依托人大监督势必能让检察建议从过去的“柔性监督逐步转变为“监督重器”,助推新时代背景下检察殿能的转型升级。
一、检察建议在实践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运用检察建议推动有关部门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取得了良好效果。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检察建议在落实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亟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一)援引检察建议法律依据相对不足
权力的行使应以法律为依据,无法律授权的权力缺乏正当性。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来看,涉及到检察建议的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但这些只是原则性、概括性的笼统授权,没有对其工作机制、运作程序、效力保障等方面作具体规定。此外,检察建议制度还散见于最高检出台的一些司法解释当中,相对而言效力较低。整体观之,检察建议立法呈现出“整体性分散”“系统性缺失”的特点,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尚未得到充分认可,实施效果自然难以保障。而系统性规范文件如2019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虽然为检察建议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则支持,但该规定的权威更多地体现在检察系统内部,无法对被建议单位和社会形成具有效力的影响。在实践中,检察建议之所以能得到落实,主要是基于单位之间的沟通协商、相互尊重或者约定俗成的惯例,更多地取决于被建议单位的主观意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建议的监督质效。如此而言,检察建议与抗诉、纠正违法通知等其他法律监督手段相比,其权威性、执行力、实效性明显不足。
(二)质量不够高
检察建议的分量决定于建议的内容是否找准症结、切中要害,从检察机关所制发的部分检察建议来看,质量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硬伤”。一是对检察建议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没有与时俱进、工作标准不高,大多停留在“就案论案的层面,有的办案人员甚至把检察建议工作排除在办案“主业”之外,认为“办理诉讼案件才是硬任务,制发检察建议是软任务,是副产品”,导致制作的检察建议流于形式,对策有效性不强。二是建议制发前缺乏深入系统的调研,建议内容空话套话比较多,实用内容比较少,指出的问题机械简单,提出的建议千篇一律,主要集中在“加强内部管理”“落实责任制度”“强化业务培训”等方面,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公式化形式普遍存在,降低了整体的参考与借鉴价值。三是从检察建议发送对象上看,很多属于专业性比较强的如财政金融、环境监管、医疗卫生等部门,由于检察机关缺乏相应的跨领域、跨专业型复合人才,对于检察建议中涉及到的专业知识了解不深不透,在指出被建议单位存在问题时使用“管理不到位”“制度不完善”“责任心不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等概括性、模糊性用语,难以从专业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出现“外行指导内行的情况,直接影响到被建议单位的接受与认可程度。
(三)督促落实和跟踪问效机制有待加强
实践中,由于检察建议是一种“软性”监督措施,刚性制约机制不足,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程序,履行与否对被建议单位而言不具备强制力,使得回复、落实情况也参差不齐。具体情形有:一是被建议单位虽然有书面回复,但在回函中仅载明“已立案查处”或“已落实整改”等,而未对具体的查处、后续整改情况作详细说明,满足于单纯写反馈结果了事,对检察建议是否真正落实到位督促和支持不够,有敷衍塞责之嫌。二是被建议单位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认为检察建议就是挑刺找茬、小题大做,推诿迟延或消极抵制检察建议的执行。三是办案人员的法律监督意识不强,抱着“多栽花少栽刺”的心理去制发检察建议,发出后没有主动向被建议单位征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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