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曾佑史学思想研究论文_0.docVIP

夏曾佑史学思想研究论文 夏曾佑（1863—1924）是晚清思想史、史学史乃至文学史、政治启蒙史上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见《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9—10期，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44上。参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43页。)一文中推许他“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是他“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窃不自揆，仅从史学史角度，对夏氏其人及史学思想作些分析与探讨，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关于夏曾佑其人 夏曾佑的一生，可以1898年戊戌变法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政治活动时期。 戊戌变法前，夏曾佑是一位积极进取、充满热情、力求有所作为的先进人物。他早年就接触过《谈天》、《光论》、《声论》、《万国通鉴》等西方自然与社会科学的个别启蒙性译著，受其算学家的父亲以及杭州传教士影响甚深。从1894年到戊戌变法的四年，又是夏氏一生思想最为活跃、政治上最为进步、表现最为突出的时期。梁启超的记述，即集中在这一时期，基本可信。 在此期间，夏氏身处全国政治中心京津地区，与梁启超、谭嗣同、麦孟华诸人过从甚密，讨论学问，崇尚西学，批判旧学，思想亢奋，极尽狂猖之气，颇得风气之先。尤著名的，是他以史学家之眼光、今文经学之立场（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公羊家），与梁、谭等人共同鼓吹“排荀”思潮(参见任访秋《晚清的“排荀”“批孔”与五四思想革命》，《信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周祖怡《史学纂要》，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102—103页。)，意在通过对先秦荀子的批判，清理整个中国学术史系统，打倒汉学，借古申今，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建造理论基础与依据，规划历史的未来走向。此时，他可称是一位学问家兼政治思想家。从他致■恕的信(见《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来看，“排荀”思想的学术着眼点，在认定“有儒教以来，素王之道淆于兰陵，兰陵之道淆于新师，新师之道淆于伪学”。这个“学术见解”的政治要害，同康有为“两考”是一样的。尽管他与康有为的学术从入之途相异（“鄙人归狱兰陵，长素归狱新师”），但政治指向“实则无不同也”。当然，夏曾佑既缺乏康有为那种高瞩周览、磅礡盛大的理论魄力，更不具备康氏那种执著顽强的实践运作热情与能力；他当时总的思想状况与水平，诚如梁启超所说，只是“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在“主观的冥想”中，蕴含着一种“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而已；并且他也甘于仅仅做“思想家”，至于具体实践操作，自认为是需要政治家去“上学下达”的，他可不愿去冒风险。但无论怎样说，他在思想领域的作为，是值得称道的。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仿佛正如林纾译书的前期，充满热情、专注、认真，一心想做政治家的精神教师或理论导师，至少具有一股试图变革时代观念的进取性。我们看他给汪康年的信，什么“为国家效命，知天之哲尽人之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7页。)之类豪语，时而可见。只要他照这个路数不停地探索下去，是可以有大贡献的。可惜，他“艰苦的理论探索工作”在戊戌后基本上凋萎了。 因为局限在思想范围内做“艰苦的理论探索”，所以他把观念的变革看得特别重要。有学者说他是民智决定论者，确有道理。比如他阅读《西史揽要》一类译著后，认定若利用西学作为“开风气之资，虽学人未能遽至高深，而实事求是之学，有异空言，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皆能有益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9页。)。就把思想启蒙放到了学术活动与政治变动的核心地位，压倒一切，指导一切，不惜积沙筑塔、跬步致远，以“慢慢来”的设想与手段去争取“快快到”的实际政治效果，确乎得思辨之精微，看到了“欲速则不达”的深意。这一“老谋深算”，与张元济、严复操术全同。但是，他同时忘掉了“时不我待”那句老话；思想的“深刻”自可依据“历史的讽刺”走向思想反面，从而不去顾及现实的飞速变动。可以说，夏曾佑日后政治上的保守落后，正由于思想之“深刻”。这样，就形成一个貌似机■（在现实）实则相成（在自己）的“知行怪圈”，即政治上的保守无碍思想的圆熟深刻，思想的圆熟深刻反而导致政治的保守落后；二者交互为用，各相统摄，以冰炭相憎的外在形式表现内在的胶漆相爱、笙磬和谐。这一“知行怪圈”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家们身上都多少具有的普遍性的奇特现象，也是我们理解夏氏平生作为的主体线索。它带给我们的启发与思考是深长的。 1896年，夏到天津“育才馆”任教师，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进步报纸《国闻报》，并先与严复共同编辑《国闻汇编》(见《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第356页。)。该报曾被指责为专门宣传康教的康梁同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81、787页。)，从侧面反映出夏此时思想的进步性。严译《天演论》、《原富》诸书，皆与夏氏反复商讨(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