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石油文学文艺观.docVIP

大庆石油文学文艺观 对于1980年代大庆石油文学特质的理解，固然离不开这一地域经济—文化的独特性，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当时我国文坛主流文艺观对其产生的影响。不难理解，作家的创作活动并非是一种封闭的、凝滞的或者是独立自足的行为，而是一种较为开放的、嬗变的与时代文艺潮流不断融合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1980年代大庆石油文学的主体思想一方面是对新时期之初主流文艺思想的接纳与吸收，另一方面则是对其进行本土化实践的表现。具体来说，极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气质的人道主义话语体系乃是当时思想界与文艺界所探索与实践的核心，而对“人”自身价值的思索则在文艺学领域获得了“本体论”的地位。正如洪子诚先生在论及1980年代文艺思潮时指出:“人道主义，主体性等，成为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主要‘武器’，是进行现实批判，推动文学观念更新的最主要的‘话语资源’。”［1］回望1980年代大庆石油文学作品的基本面貌，不难看出，较为引人注目的是那种少数的、直面人性、揭发人较为本质的“存在”状态的篇章。在这部分作品中，文本不再重复建构历史性、阶级性、时代精神乃至大庆精神的神话，而是朝向个体化的人的自身，呈现在我国当时的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生存在“油田”这样一个特定空间中的人与自然的或者人文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除此之外，绝大部分石油文学的作品文本则在思想上还留有“颂歌”的痕迹，依循“十七年”创作经验的惯性在既定的轨迹下运行。 一、回归社会的渴望:石油人对生存环境的思考 作为工业城市的大庆油田，前身是人烟稀少、水草稠密的一片荒原。1950年代末“松基三井”试喷成功，中央决定开发大庆油田，其指导方针是“边勘探、边开发、边建设”。在这种毫无油田基础设施支撑以及住房、医疗、文教等社会配套体系保障的情况下，来自五湖四海的石油工人走上了一条艰苦而漫长的创业之路。然而，在物质欲望被意识形态所压抑与排斥的那个时代，肉体上的“苦”并不与“难”相互联系，人们在献身革命事业的要求下先验地将享乐主义视为一种精神上的污浊，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公共空间中艰苦生活的背后所隐藏的光荣感可谓昭然若揭。1960年代流行这样一段民谣:“天当房屋地当床，棉衣当被草当墙，五两三餐保会战，为国夺油心欢唱”，后来被作为大庆石油工人“创业”之初的真实写照收入文献资料［2］。这首民谣显然反映出的石油工人安于甚至乐于现状的心理状况，也是不符合所谓“人性”化的生活状态的典型代表。1980年代以后，“新启蒙”思维在一定层面上颠覆了这种意识，一方面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对具体的人来讲存在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与此同时，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艺作品对人道主义思想的艺术化宣扬与传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当时的大庆石油文学对于上述观念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思索石油人在荒原中所经历的磨难便是其表现之一。杨利民的短篇小说《灰色的羽毛》是反映人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典型，作家以异常冷静的态度来描述他意识当中石油人的生存状态，在荒原之中的孤独体验，为求解脱而做出的不计代价的努力，以及最终不得不接受的失败结果。一支“常年在野外打井”的井队，完成钻井任务后却被困在“变成一片汪洋”的沼泽当中，百无聊赖的钻工们“憋得汗毛直打挺儿”，一个叫庆儿的孱弱钻工为了给室友解闷，冒险往返40里地到附近的村子买酒和烟叶，回来时因被草原的蚊虫叮咬昏死过去，而他的室友却为准备下酒菜而杀死了庆儿豢养的一只孤雁，知道此事后庆儿“把胸脯抓出一条条血道子”，喊叫着“我心里难受啊!让我死，让我死吧……”这是一篇值得花费脑力的小说，表面来看，让庆儿“心里难受”的是孤雁的死，孤雁是庆儿的室友杀死的，不消说，庆儿的痛苦是室友的行为所造成的。但问题是室友杀死孤雁的目的并非为了伤害庆儿，与之相反，在他们眼里搞来酒和烟叶的庆儿简直就是他们的“亲爹活祖宗”，是值得他们“好好地犒劳犒劳”的，杀雁的目的简单而纯粹———做菜下酒。室友们知道那只孤雁是庆儿的“小伙伴，他离不开它”，但在杀雁的过程中他们的意识里却有悖常理地忽略了此事对庆儿造成伤害的可能性，甚至荒唐地设想和庆儿一起以雁肉下酒。问题是，室友们意识当中的“忽略”与“荒唐”的根源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他们不能以一种常态思维去思考，并作出合乎常理之事。一名室友在接受“审判”时给出了上述问题的答案:“在井队一没活干，我就不知咋好。”事实上，被困在草原上的日子的确“使人寂寞得要发疯了”。不难想象，人的生命过程基本上由社会生活与日常工作两部分组成，而在家庭、爱情等狭义上的社会生活缺失的情况下，人心理的空虚所导致的精神异常现象是难以避免的。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庆儿的室友才产生了这样不正常的心理与行为。1980年代的文艺界与思想界，周扬是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阐发者和倡导者。新时期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