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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自治权与学生权利的司法平衡 一、大学自治的中国路径：自上而下的放权 新中国成立之后，新政权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全面接管与改造，大学成为了政府的附属机构。③改革开放之后，大学办学自主权不断得到确认与强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要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199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立法方式确认高校办学自主权。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要求按照《高等教育法》规定，切实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再次强调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2014年，教育部《关于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中提出要探索多种放权方式，根据赋权与能力相匹配原则，对有能力用好、有良好的权利运行和规范机制的高校，以协议、试点等方式赋予更多的办学自主权。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再次强调要依法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办学自主权’体现的是大学的外部关系，主要是大学与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学术自由和大学治理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大学的外部关系问题，最主要的是大学与教育行政机构之间、学术活动与国家管制之间的关系问题。”④从上述文件内容中可以看到，办学自主权的提出与政府决定改革教育管理体制紧密相关。可以说，与西方大学自治是一个被国家权力逐渐侵蚀的过程不同，⑤中国大学则是一个从国家权力中不断获取自主空间的过程。或许这就是西方的大学自治权与中国的大学自治权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对极与逆差”。当然，以办学自主权为名的大学自治之路仍有诸多障碍。但不管怎样，中国大学在实践中还是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主空间，比如在学生教育管理事务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1990年颁布以来，分别于2005年、2017年进行了两次修订。这两次修订的亮点主要在于对学生权利的强调与强化，与此同时，高校自主管理学生的空间也得到了提升。1990年《规定》在学生管理的诸多事项上高校几乎被定位为纯粹的执行性机构。2005年《规定》开始规定成绩评定、课程设定、学分要求、升跳留降级、重修、学习年限、休学次数与期限、结业后是否可以补考、重修或补作毕业设计、论文、答辩以及是否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等方面“由学校规定”。⑥2017年《规定》则进一步规定入学资格保留、复查程序和办法、学分折算与承认、提前毕业条件等事项“由学校规定”。⑦不可否认，即便仅作为学生管理的执行性机构，大学也是拥有极大的自主空间，但这种自主空间主要是裁量意义上的。当《规定》条文明确授权“由学校规定”时，意味着大学对这些事项具有了意志意义上的自主性。虽然无法推知是基于觉悟，还是源于专业壁垒，但显然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动下放权力于高校。从具体授权事项来看，主要都是与学术紧密相关的事务。毕竟，大学是学术性组织，尊重学术规律、保障学术自由，才是发展的硬道理。随着对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期许，可以预见，大学在学生管理事务上自由意志空间将不断扩大。 二、学生权利的实践逻辑：自下而上的争取 在我国，首次承认并明确赋予学生作为受教育者以相关权利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是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⑧不过，这部法律所规定的学生权利，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被管理者的学生，其与大学的法律关系首先主要受《规定》具体调整。在1990年《规定》文本里，可以看到几乎通篇都在规定大学生作为被管理者所必须要履行的义务，却无相对应的权利，甚至还剥夺了其作为普通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权利，比如结婚。实践里学生也经常被作为“二等公民”来对待。这种状况直到2005年修订《规定》后才得到改善。2005年版《规定》突出了对学生权利的重视与保障，在其文本第5条规定的学生权利中，不仅重申了教育法中的规定，还增加了一款关于参加社团、勤工助学的权利，同时删掉了与法律相抵触的条款。不得不承认制度文本上的改变，得益于实践中学生对自身权利的不断争取。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学生权利意识开始觉醒，不断对学校教育管理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质疑。田永案、刘燕文案、怀孕女大学生诉重庆邮电学院案、黄渊虎诉武汉大学博士招生案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典型案例。像田永案中所争议的程序性问题，最终以文本方式确认下来，在2005年版《规定》中增加了第55条和第56条，要求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当遵守正当程序。而黄渊虎案⑨则促使2005年《规定》第65条关于被开除学籍学生善后事项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