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 ：两个备择理论假说和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docxVIP

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两个备择理论假说和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 一、引言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初加入WT0并 全面融入全球化之后，中国经济逐步走出减缓期，甚至在 2002年?2008年间收获了两位数的黄金增长。2008年国 际金融危机之后，虽然增速逐步下滑，但中国经济仍然维 持了 6%以上的年均增长。正是在过去25年中，中国迈入 中等收入国家，并一举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第一大制造 品生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 在西方经济体因普遍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而出现增长 乏力时，解读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自然会带着一个理论 的光环，而如果中国能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他 发展中国家就有希望步其后尘，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理论和 政策实践的重要贡献。 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文献中，近年来两个理论，即 本文将考察的经济体制持续分权理论和地方官员晋 升锦标赛理论〃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两个理论的共同点是 1=强调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对中 1= 国出现的地方发展主义〃提出了有所不同的解释。 〃经济体制持续分权理论起源于解释1980年代经济 增长的〃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即〃财政承包制〃下地 方政府为最大化财政收入大力发展本地的国有企业和乡 镇企业。〃经济体制持续分权理论进一步将〃中国式财政联 邦主义理论〃的适用性延伸到分税制之后：虽然1994年的 分税制改革降低了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法定分成比 例，但地方掌握了土地出让金，从而在基金预算收入上占 有绝大部分，中国的财政体制乃至经济管理体制仍然保持 了分权并带来了持续40年的高增长。 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兴起于21世纪初，作为 对财政分权理论的补充而出现：既然分税制后地方政府 仍然大规模推动本地发展，就说明地方推动经济增长不仅 仅是出于财政激励，而且还有地方主要官员的政治激励。 该理论认为中国存在一个层层向下、以增长率为主要指标 的〃地方主官考核和提拔体制〃。了分税制后财权上收对地 方发展的负向激励，并解释了其后的快速增长。 近年来以上两个理论开始合流，不仅两组学者经常彼 此引用，而且都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理论的适用范围扩展到 改革整个时期。在中国转型发展文献中，政治集权一经 济分权开始被认为是改革以来支撑高速增长的特有制度 组合。 本文提出，在研究中国的转型发展路径及其绩效时, 关注地方官员甚至地方主官个人的作用虽有一定意义，但 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的转型发展而言，以地方 政府乃至地方主官个人的激励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实是 捡起了芝麻，丢掉了西瓜。过度强调地方官员的激励不 仅容易忽略中央政府的重要角色，更容易忽视一些更根本 的国际、国内结构性因素对各级政府、国企、国有金融机 构、民营企业乃至其他社会群体激励的塑造。 进一步看，以上两个理论本质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制度决 定论，似乎和〃制度决定发展〃的经济学理论相当契合， 但〃制度决定经济发展〃这个主流理论并没有否认、反而完 全承认如下可能性：当一些先发国家通过建立包容性的政 治、经济制度首先实现了创新驱动的繁荣之后，欠发达国 家完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在只学习先发国家技术和/ 或部分（市场）经济制度后取得短期乃至中期的经济增长。 我们提出，研究中国这个当前只达到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 转型发展时，如果机械地套用制度决定论〃来提出研究问 题，而且非要通过寻找那些本身就内生于转型路径，并不 稳定甚至根本不存在的特定制度安排去解释转型增长业 绩，往往会问错了研究问题，很容易陷入研究的误区。 本文的分析表明，以上两个主要理论假说都是对过去二十 多年，乃至整个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不同层级政府间政治 和经济权力安排的误读，不仅无助于找到过去40年转型 中国实现较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还难以解释过去25 年逐步出现的、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工业园区、新城区基础 设施的超常规建设，更无法解释很多其他的典型性事实, 包括最近十年以来城市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以地方和 国企等公共部门债务为主体的宏观杠杆率激增，收入和财 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农民工市民化〃的严重滞后等。 我们提出，解释中国转型发展业绩必须基于一个系统性的 理论分析框架，同时加入国际比较分析的视角，才能找到 驱动中国转型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结构性因素。唯有 如此，才能厘清学术界关于地方政府发展激励的争论，也 才能理解199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发展出的，以投资驱动、 出口导向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增长模式。虽然这个增长模式 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日本、韩国的〃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 还取得了与日韩快速成长期相当的增长率，但在宏观杠杆 率、收入和财富分配、社会和环境治理、人口城市化和城 乡土地利用上的表现却明显落后。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当前中国增长模 式形成的两个背景，首先是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