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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可编辑 体制内“剩女”调研报告  体制内“ 剩女” 调研报告 我在从事县域治理研究时，意外发现中西部等偏远地区的县域体制内有大量的大龄未婚女性。以我们调研的 D 县为例，该县自 2008 年以来新招聘总人数为 2993 人，其中女性 1895 人，在这些女性中，目前 30 岁以上未婚女性约有 248 人（这一数据没有包括 2008 年之前招聘的女性中目前仍单身者）。我们发现，D 县域政府的不少部门机关都存在未婚的大龄女性，而在教育系统中，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大龄未婚女老师，其中又以乡村女教师居多。这一现象完全不同于“剩女在北上广”这样的传统认识。因为之前在大众的普遍认知中，剩女主要出现在较为发达的城市地区。比如，关于剩女的研究几乎是聚焦于北上广深等城市。而在对“剩女”的界定中，无论是广义的“剩女”，即“从年龄上界定的大龄未婚都市女青年”；还是狭义的“剩女”，即“从特征上界定的为现代都市中拥有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的未婚女性”，都离不开“都市”这一地区特点。  “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龄未婚（通常指 30 岁以上）女性”是研究者对“剩女”的普遍的定义。  关于剩女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也认证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剩女较多，全国范围内的数据分析也说明了“大城市的剩女多，偏远地区农村的剩男多”。  显然，相对于通常意义上的“北上广剩女”，经济落后且偏远小县城所出现的剩女现象似乎超出了我们之前对“剩女”这一群体的界定与分析。  那么，偏远小县城地区的剩女有何特点？ 她们“剩下”的原因与大城市的大龄未婚女性又有何不同？  01  县域剩女在“体制内”的分布状况 我们于 2018 年 10 月以及 2019 年 1-3 月期间，专门在 D 县民政局、组织部、人事局、团委、妇联、教育局、卫生局等部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数据收集，结果发现县域分布着大量 30 岁以上未婚女性，即通常所说的“剩女”。  但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特点，主要出现在县乡党政机关和事业机关内。  通俗地说，县域中的剩女主要是“拿工资”“有工作单位”的女性，属于有编制的体制内人员（主要是指公务员编制和事业编制人员）。  依据我们在D县的调研以及来自中部其他县的案例，县域大部分大龄未婚女性出生于 1984-1989年期间，也即 30～35 岁之间。  在 2008 年以来全县招聘的总人数中，教育系统为数最多，1508 人，其中女老师 1209 人，即80.1%都是女老师，而 30 岁以上未婚女老师有 175 人，占全县 30 岁以上大龄未婚女性的 70.6%。  这意味着 2008 年开始参加工作的女老师中，仅 30 岁以上的未婚者达 175 人，占 14.5%。  男女比例次于教育系统的是卫生系统，在 493 人中，女性（多为护士）占 64.3%，其中 30 岁以上未婚女性为 35 人，占该系统 2008 年以来参加工作女性人数的 11.0%。  除这两大系统外，其他机关事业单位（主要是县、乡党政事业机关）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女多男少现象，相反，女性只占总人数的占 37.8%，但 30 岁以上未婚女性仍然有 38 人，占女性人数的 10.0%。  02 女教师是县域剩女主体 依据我们在县域生活和工作的体验，中小学女老师因其职业特点（有文化、有假期、有利于下一代教育等优势），一直是婚姻市场上的优质资源，其婚配对象一般是县域有工作单位的男性青年。  比如，我们读中学时（在 2000 年左右），校内未婚的女老师都很抢手，有许多体制内优秀男性供她们挑选。相反，当时的中小学男老师的配偶几乎都是无工作单位的体制外女性。  比如，我们很多男老师的配偶是来自农村有手艺的漂亮女性（比如理发师、裁缝、个体户等）。  我们在 D 县调研也发现，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中小学男老师，甚至一些男性乡镇干部，其配偶多数是没有正式工作的体制外女性。  换言之，在县域婚姻市场上，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体制内女性几乎不会出现“剩下”的现象。  相反，她们是婚姻市场上的主动挑选者，用我们一位受访者的话说，当时女老师最差也是嫁个男老师，大多数是挑选“好单位”（社会地位和收入均高，县城家庭）的男青年。  比如，出生县城、家庭条件良好的干部家庭子弟，或虽出身农村但较有前途的党政机关干部，或收入较高、办事方便的公检法干部。  为什么现在的女老师成为县域婚姻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她们不仅失去了主动挑选的主体地位，而且处于被动“剩下”尴尬境地。数据说明，女教师被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教师群体的“女多男少”。  D 县在 10 年间入职的人员中女性占 63%，教师系统的男女比例尤为失调，80%为女教师。这说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