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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关于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早已成为世界政党研究的一个基本话题。然而，在我国，这一概念一直是人们难以理解和接受的词汇，也是人们常常避讳的话语。其主要原因是错误地以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已经几十年，没有必要讨论合法与否的问题。然而，这其实是对执政合法性问题的误解。 执政73年的苏联共产党于1991年被解散，执政我国台湾地区51年的中国国民党于2000年丧失了执政地位，执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也于2000年大权旁落。这些老党丢失执政权的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共同原因就是，它们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执政条件的变化而及时变迁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因而最终失去了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丧失了执政地位。 因此及时的厘清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及其基础，全面探讨和认真总结党在建国后合法性基础变迁的历史进程，对于继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合法性的含义 （一）合法性的涵义 合法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大体包括合乎法律性和合乎社会规范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合法性是指由道德、宗教、习惯、惯例和法律等构成的合法秩序，而狭义的合法性则是指政治合法性。 本文只就狭义合法性而论。而提起合法性，我们不得不先提马克斯·韦伯，因为他是最早系统阐释这一概念的人。马克斯·韦伯根据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不同，把政治秩序分为三种理想类型：神圣魅力的统治、传统的统治和法理型统治。所谓神圣魅力的统治，是指被统治者信奉某个圣人、英雄和不同寻常的个人以及那个人的“使命”；而所谓传统的统治，是指被统治者服从传统性的惯例权威；所谓法理型统治，是指现代类型的统治，是人们相信“法治”以及按照法律规范得到适当授权的人的权力。也就是说，马克斯·韦伯眼中的现代合法性，就是人们对建立于法治基础之上的权力结构的自觉服从。 哈贝马斯则将马克斯·韦伯的上述概念作了修正。在他眼里，合法性应该体现为在一定的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从抽象的角度来说，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体系在价值和事实上得到社会积极支持、认同、同意，也就是“价值合法性”、“事实合法性”；同时，包括政治体系符合价值规范的“有效运行”，也就是“政绩合法性”① 有些学者单纯的根据马克斯·韦伯和哈贝马斯的政治合法性解析，对于政党执政合法性作出了这样的表述：“执政合法性是指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它是一个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② 这一表述的确涵盖了“事实”与“价值”的含义。但我们细究发现，这一概念并不全面，与这种从纯精神状态所作的解释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合法性的理解。他对社会变革即合法性变迁是这样论述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③“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在“人类的全部历史” (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又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粗鄙的物质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④ 这些论述实际上表明马克思认为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一定经济关系以及受其影响的社会关系之中，对人类的需求的优先考虑必须成为判断政策是否合法的最终基础。所以政党执政合法性不仅要强调被统治者对政治秩序的权威的服从以及对统治者的理性认同与信任，还必须要有作为基础的经济因素做支撑。 上述定义对处于统治地位的权力者强调得不够，缺少必要的约束和较 高的要求。因此我们不妨将其定义为：政党执政合法性，就是指一个政党取得执政权以后，在执政期间充分运用法律的手段来治理社会和管理国家，它的行为规范既符合法律，也更符合民意，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得到人民普遍认可、依赖、信仰与服从。 （二）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综合国内外关于合法性的论述，可以看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一般包括下述三个方面： 1.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价值理念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制度上的合理性，还在更深层次上依赖于人民内心的意识形态上的支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