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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苏 李诗的辨伪 苏轼与苏period;李诗的辨伪 2021年4月25日 星期 日 苏轼与苏、李诗的辨伪 ■ 任伯年作《苏武牧羊》 ■ 李陵碑残存基座 逯钦立在《汉魏六朝文学论集》中谈到苏武、李陵诗的辨伪，引文中有“苏轼《答刘沔书》云：‘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有江汉之语。及陵与武书，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绝非西汉人。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真识者少，从古所痛也。’”并在后文中对此进行了批驳，“且如苏轼，竟谓为齐、梁小儿所作……今此一组别诗，既俱与李陵身世不合，则谓其为李作固非，谓其为齐、梁拟作，抑极可笑，况颜氏之《庭诰》已有称引乎？”颜延之《庭诰》引自《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云：“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及李陵诗，并且做出怀疑的。而《太平御览》早在宋太宗时期（约公元983年）就已编写成书，苏轼生于1037年，是没有理由看不到其中这一段记载的。既然苏、李诗早在刘宋时期就有人提及，自然不可能是齐梁时人的伪作，苏轼是决不至于犯这样的错误的。 仔细考察《答刘沔都曹书》中的这一段文字，它其实论述了两样东西。一是苏、李的赠别诗，二是李陵的《答苏武书》。关于苏、李诗，苏轼只指出了其中矛盾，认为不可信，而被斥为“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的，分明是“陵与武书”，并非“苏、李的赠别诗”。况且，逯钦立引文中“决非西汉人”，其余版本皆引作“决非西汉文”，则苏轼认为“齐梁间小儿所拟作”的是“文”，而非“诗”。 翻看原文的记载，会发现苏轼辨伪苏、李之作的目的是在于证明“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因此这一小节的重心在于后面“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真识者少，从古所痛也。”刘子玄即唐代的刘知几，他在《史通·杂说》中云：“李陵集有《与苏武书》，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显然也是在说“文”。按论诗部分仅到“而有江汉之语”，以下全为对“文”的论析。从文意看，苏轼的确是认为苏、李诗为伪作，但并未对伪作时间做出界定。 当然，苏轼文集中论及苏、李诗的并不仅此一篇，但都未提到过苏、李诗是齐梁间人伪作的言论。如《题〈文选〉》中云：“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可见矣。如李陵、苏武五言，皆伪而不能去。”这里的论调与意图都和《答刘沔都曹书》相同。而《题〈蔡琰传〉》中则说得更加明白：“刘子玄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书》，非西汉文，盖齐梁间文士拟作者也。予因悟陵与武赠答五首，亦后人所拟。”很显然，苏轼认为齐梁间文士拟作的，只有《与苏武书》，至于苏、李赠答诗，只说“后人所拟”。“后”自然是西汉之后，如何见得苏轼所谓的就一定是齐梁之间呢？ 有趣的是，苏轼文集中，也有将苏、李赠答诗视为真作，并且给与很高评价的。如《书〈黄子思诗集后〉》云：“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这里曹、刘为曹植、刘桢，陶、谢为陶渊明、谢灵运，从时代顺序来看，苏、李当为李陵、苏武。苏轼不仅认为苏、李诗浑然天成，还将其视为诗歌中的最高境界之一。《书苏李诗后》中亦云：“此李少卿赠苏子卿之诗也。予本不识陈君式，谪居黄州，倾盖如故。会君式罢去，而余久废作诗，念无以道离别之怀，历观古人之作辞约而意尽者，莫如李少卿赠苏子卿之篇，书以赠之。”明确肯定“此李少卿赠苏子卿之诗也”，还特意写下赠人，这与《题〈文选〉》等文所流露出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以致后世有人援引《书〈黄子思诗集后〉》等文作为肯定苏、李真作的依据。如明代郎瑛的《七修续稿》：“子美有云：‘李陵，苏武是吾师。’东坡《跋黄子思诗》云：‘苏、李之天成’，二公尊之至矣。夫岂无见哉？” 对于这一矛盾，丁福保在《全汉诗》绪言中曾分析道：“古文苑有李陵录别诗八首，又有苏武答李陵诗别李陵诗各一首，皆标明苏李所作。宋章樵注古文苑，因大苏疑文选中苏李赠答五言为伪作，遂并以此十首为非真……杜子美云‘李陵苏武是吾师’，子美岂无见哉。东坡晚年《跋黄子思诗》云‘苏李之天成’，尊之亦至矣，其曰‘六朝拟作’者，一时鄙薄萧统之偏辞耳，盖东坡亦自悔其失言也。”《题〈文选〉》原文中明确标明写作时间为“元丰七年”，即公元1084年，《跋黄子思诗》不知作于何时，《书苏李诗后》与之论调相同，按文中的记载，应作于苏轼谪居黄州时期，即元丰二年至元丰七年之间。如果以元丰七年为下限，苏轼约为47岁，并不算晚年。况且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对苏、李诗的看法发生如此巨变，的确有些奇怪，但若仅以为“一时鄙薄萧统之偏辞耳”，或许还有些道理。 苏轼集中提到苏、李作品的地方，几乎全与指责《文选》有关，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