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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群体性外迁与企业集群发展 目录 TOC \o 1-9 \h \z \u 目录 1 正文 1 文1：企业家群体性外迁与企业集群发展 1 （一）地方声誉受损和信用危机 3 （二）技术与人才瓶颈 4 （三）政府行为不规范致使投资环境恶化 4 文2：研究企业家打败企业 8 参考文摘引言： 11 推荐阅读文献： 11 原创性声明（模板） 12 文章致谢（模板） 12 正文 企业家群体性外迁与企业集群发展 文1：企业家群体性外迁与企业集群发展 企业家在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重要性早已为理论界所认识，亦被实践所证明。熊彼特最早揭示了企业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强调企业家对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企业家精神及其与动态不确定性的联系置于经济学推理的中心地位，企业家被认为是创新的主体。迈克尔·波特认为企业家是国家优势的核心之一。实践也证明了企业家对区域发展具有的重要作用。尽管如此，目前关于企业家与区域发展，尤其是企业家与企业集群发展的关联问题方面研究并不太多。企业家在区域发展（尤其是企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地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对企业家才能发挥和区域及企业集群发展来讲都是不利的。因此，加强该领域问题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鉴于此，本文拟着眼于近些年出现的浙商群体性外迁现象，分析企业家群体性外迁对地方经济与地方企业集群发展的影响，揭示企业家群体性外迁的原因，剖析企业家与企业集群发展的相互关系，提出基于企业家的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环境构建对策。 企业家群体性外迁问题分析 在企业成长和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企业家的合理流动是一种正常的、积极的现象，这种流动对企业家成长、企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都具有良好的正效应。所以，企业家的合理流动是应该鼓励和支持的。近年来，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企业家群体性外迁现象，这种被称为“富豪衣锦离乡”的流动是一种不正常的异动现象，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思考并采取相应对策。这种现象在许多地方都存在，尤以浙江温州、宁波等地富豪群体性大规模迁移为典型。没有详细的资料统计浙商群体性外迁情况，但这种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开始出现，而且近几年来更为明显。最具代表性的是温州柳市电器企业的群体性外迁。柳市是温州模式的发源地之一，是著名的低压电器企业集群所在地，以电器 工业 闻名中外，每年创造数以百亿计的产值。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批企业外迁，其主要目的地为近邻的上海市。知名慈善家屠昌忠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他于20世纪90年代初将企业搬出温州，先是与嘉兴一家国营电器厂合作，后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上海收购一批集体企业并创办一个投资集团。另一位代表是以鞋业为主的企业家张忠青，尽管他在上海早就拥有数套住宅，2006年8月他将家业、产业全部搬到上海。同样的外迁现象在宁波也比较常见，如新生代宁波在沪商人代表、保集集团负责人裘东方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宁波到上海的。又如1999年1月曾长期稳坐 中国 西服第一品牌的杉杉集团老总郑永刚将总部迁到上海。 没有人去全面评估企业家群体性外迁的影响，企业家多从自身企业发展的角度认识和分析其外迁活动；地方政府往往对这种外迁现象的出现并无太多治理方略。不过这种现象还是引起了相关行业协会的注意，如2004年浙江个私协会专门就此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完成了《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的报告。无疑，企业家群体性外迁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员流动和企业厂址的变化，它对企业、企业家、迁出地和迁入地的产业发展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企业家群体性外迁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影响企业家群体性外迁的原因 （一）地方声誉受损和信用危机 温州柳市低压电器企业集群是我国政府和学者及企业广为关注的一个典型，它的发展壮大不是一帆风顺的。始于1969年的柳市工业电器生产到1979年就已初具规模，如当时的柳市通用电器厂产值就已过亿。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柳市工业电器的发展迎来第一次高潮，得到飞速发展。但同时，基于恶性竞争的偷工减料现象出现，“小、乱、差”的局面开始形成。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柳市电器遭遇严重的信用危机。公安、工商部门查处一大批违法违纪的商人和企业，产值达10亿元的柳市电器产业陷于瘫痪。柳市电器工业只是温州的一个缩影，其他行业情况也大体如此。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温州成了造假、制假、售假的代名词，成了偷工减料、假冒伪劣产品的同义语。地方声誉严重受损、企业信用不复存在。作为温州的企业家是灾难的制造者，也是灾难的直接受害者。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温州企业家认为外迁是解决信用危机的有效捷径。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外迁而不是其他时间外迁的原因之一，部分企业家把外迁作为规避信用危机的手段。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