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中教育思想微探.doc

《日知录》中教育思想微探 内容摘要： 《日知录》是一部政治学术论著，由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大思想家顾炎武编著而成。《日知录》中提到的求实的学习态度，博学于文的求学方法以及行己有耻的道德观，都给今天的教育提供了一些启发。 关键词：《日知录》求学 做人 经世致用 正文： 明代的著名学者顾炎武用其一生的心力写成《日知录》，用他的话来说，叫做“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顾炎武之所以撰写《日知录》，其根本动机就在于“拨乱涤污”，“法古用夏”，《日知录》是倾注了他心血的结晶。顾炎武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他在书中的一些观点，都带有经世致用的色彩。他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对于我们的学习和以后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关于学习： 一、求学态度：“求实，有益于天下” 顾炎武自述其文学宗旨的时候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末，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谈，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他在以上论述中明确认为，文学存在的价值在于明道、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之善，认为这样的文章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则多一篇之益；同时他也明确表示，既反对讲怪力乱神之事的“无稽之谈”，也反对盲从迷信、以他人之思想为思想的“剿袭之说”，更痛恨为专制统治者歌颂升平、粉饰黑暗的“谀佞之文”。他认为这样的文章只能是有损于己而无益于人，多一篇则多一篇之损，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读书人为求闻达富贵，往往要通过给达官显贵上书的途径。这种“投知求见之文”，通常对达官显贵极尽奉承之能事，甚至有全然不顾事实而为大贪官歌功颂德者。顾炎武以韩愈早年所写的《上京兆尹李实书》与后来在《顺宗实录》中对李实的描写加以对比，来告诫那些一心想得到达官显贵赏识的读书人，“少年未达，投知求见之艾亦不可轻作”，特别是千万不可昧着良心地说瞎话。唐顺宗永贞元年，京畿大旱，韩愈作《上京兆尹李实书》，对李实处理这次灾荒的“政绩”大加赞美，其言日：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赃，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实，李实乃是一个十分贪婪和残暴的大贪官，韩愈所写的这段颂扬李实的话，乃是他为了得到李实的赏识和提携，而随意编出来的。这正是顾炎武所批评的“文非其人”的一个典型例证。不久，唐朝发生了永贞革新，大贪官京兆尹李实首当其冲地被贬为通州长史，韩愈作《顺宗实录》，对李实如何处理永贞元年京镶地区的灾荒又作了与《上京兆尹李实书》完全相反的描述：实谄事李齐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腹，不顾文法。是时春夏旱，京畿乏食，实一不以介意，力务聚敛征求，以给迸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陵轹公卿已下，随喜怒，诬奏迁黜，朝廷畏忌之。尝有诏免畿内逋租，实不行，用诏书征之如初。勇于杀害，人吏不聊生。至谴，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实由间道获免。 顾炎武在引述以上两段话以后，感慨地写道，《顺宗实录》的记载与前此所上李实之书简直是完全不同。将两者相比较，《上京兆尹李实书》中所说的那些献媚之词岂非笑柄！顾炎武认为，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儒韩愈之所以会闹出如此贻笑千古的大笑话来，究其原因，“岂非少年未达，投知求见之文，而不自觉其失言者邪？后之君子，可以为戒。”顾炎武的这一论述，对于针眨学界流行的趋炎附势的浮躁恶劣的风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求学和作文一定要脚踏实地，并且能够有益于天下百姓，这才是值得称颂的。 二、求学方法：“博学于文”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也。”就人的等级划分而言，孔子从知的角度把人划分为三类： “生而知之”的上等人，“学而知之”的中等人，“困而学之”的下等人。“生而知之”的上等人是不需要学习的，因为此类人具有天赋之“智”； “困而学之”的下等人的“智”较低，虽学难知，故没有学的积极性，非无奈而不学；而就“学而知之”的中等人而言，其“智”较高，一学便知，所以有学的积极性。 孔子虽然认为有“生而知之者”，不过他还是强调和肯定了“学而知之”是一般人求“知”的唯一途径。后人虽然都认同孔子的“知”要从“学”中来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