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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制度变迁与家庭、生育变动 《社会变革与农村婚育和家庭变动研究——立足于 1930-1990 年代冀南地区的考察》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王跃生主持的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8220; 制度变迁与家庭、生育变动——土改以来 中国家庭、生育演变的实证分析 #8221; ，于 2000 年立项， 2003 年 4 月结项。其最终成果为专著《社会变革与农村婚 育和家庭变动研究——立足于 1930 — 1990 年代冀南地区的 考察》 ，约 34 万字。 该课题集中探讨了社会变革背景下冀南农民的婚育和家庭 行为及其特征。重点研究过去 60 年中婚育和家庭对宏观政 治和经济变动所作出的反应。作者将这一历史过程分成四个 阶段。 第一阶段 , 完全私有制下的婚育和家庭 ,主要指 20 世纪 三四十年代 (土改前 )。第二阶段 ,从土地改革到高级社成立之 前过渡时期的婚育和家庭。 第三阶段 ,集体所有制下的婚育和 家庭。从 1956 年高级社成立直至 1980 年、 1981 年土地联 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时。 第四阶段 ,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的婚 育和家庭。 从 1981 年至今 , 土地所有权仍属集体 ,但土地的使 用权或经营权由原来的生产队组织下放给农民 ,每个家庭又 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虽然在 60 年内中国社会制度发 生了上述四个变化 ,但基本的变化只有两种 , 即解放前的私有 制经济和解放后逐渐实行的集体经济。 婚姻方面 土改前的传统社会 , 父母被赋予为子女主婚的权利。 除对婚姻 年龄作出不具约束力的规定外 ,官方并不直接介入民众的婚 姻缔结过程。 初婚行为表现为女性普遍早婚 ,男性早婚和晚婚 行为并存。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门当户对婚姻观念充分体现 出来。 由于婚姻目的在于结两姓之好 ,为免使家族内部关系受 到削弱 , 冀南地区的村外婚成为普遍做法。 土改之后 , 家长主婚权被废除 ,政府通过建立婚姻登记制度直 接介入婚姻缔结过程。极端早婚现象和畸形婚姻得以消除。 由于政府可以借助集体经济组织对民众实施全面管理 , 因而 初婚年龄规定 (包括晚婚年龄政策 )表现出很强的约束力。建 立在财产基础上的阶级内婚被以成分为标识的阶级内婚所 取代。传统家族组织解体 , 宗族观念对族人约束减弱 , 男女婚 姻自主能力增强。 但集体经济时期的华北农村 ,父母对子女婚 姻仍有相当的决定权，当然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包办婚姻已有 不同。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 法定婚龄成为结婚的唯一准绳 ,政府指导、 且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晚婚规定被取消。低于法定婚龄的早婚 行为有所增加。 为了发展村内关系 ,村内婚成为一种重要方式 , 它同时迎合了婚龄男女的愿望 ,婚姻圈因此呈萎缩之势。 生育方面 土改前传统时代 , 冀南农民家庭拥有的成年子女数量比较稳 定 ,基本上在 3.2 上下。 农民家庭成年子女数量上升是在土改 之后 ,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 , 已婚妇女的成年子女 数上升至 5 个以上 ,达到 20 世纪初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最高 水平。由此导致区域和全国范围人口的迅速增长。直到 70 年代 ,政府实行比较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 , 妇女生育的成活子 女数量才降到 2 个左右的水平。 从社会变革的纵向过程来看 , 冀南农民的生育变动轨迹与整 个华北乃至全国有相似之处。土改后直到 60 年代中期 ,妇女 的总体生育率都处于相对高的状态。妇女终身生育孩子数量 是历史上最高的。造成这种情况原因是：第一、它是传统时 代高死亡率背景下所形成的多育模式的继续；第二、集体经 济使多数农民维持最低生存的能力提高 ,养育子女的能力也 相应提高； 第三、生育人群扩大。这是造成该时期中国人 口增长迅速的重要原因。 家庭方面 1、分家行为。在华北农村 , 无论私有经济时期 ,还是集体经济 阶段 ,分家都是不可避免的。传统私有制时代 ,子女分家受到 父家长的抑制 ,但这种抑制主要表现在拥有一定数量财产、 对富裕的家庭中。 中等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