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式领导对高校教师工作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差异视角_1.docx

? ? 家长式领导对高校教师工作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差异视角 ? ? 摘要：基于三元家长式领导理论，探讨威权领导、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对高校教师的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采用问卷调查法，对449份有效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威权领导和仁慈领导对高校教师的任务绩效有正向影响，并且职业满意度在仁慈领导对任务绩效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威权领导、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对高校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均有正向影响，并且威权领导和德行领导存在交互效应，职业满意度在仁慈领导对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德行领导对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家长式领导，高校教师，任务绩效，组织公民行为，职业满意度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青年专项课题“北京高校青年教师职业生态研究”(CIA12121)；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学科建设项目(2015202)。 近年来，伴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扩张，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思辨之声越来越多。如何针对工作任务结构相对松散、工作自主性强的高校教师进行管理成为教育管理者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国内外研究普遍显示领导行为对下属的工作表现有重要影响，而在高校中，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以个体奋斗为主的高校教师其工作是否会受领导的左右？领导能影响的究竟只限于角色内的任务绩效，还是能激发高校教师超越角色范围为组织、学生和社会做出更多贡献？这种影响的作用机制如何？这一系列疑问促使管理研究者进一步探讨在高校情境下领导行为的有效性。已有研究发现，与西方组织相比，我国组织中的领导有突出的“家长式”作风。本研究基于三元家长式领导理论，探讨其对高校教师角色内外工作行为的影响，并深入分析其背后缘由，为高校的管理实践提供建议。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家长式领导研究回顾 领导行为的有效性一直是组织管理研究中的焦点问题，而纵观领导理论流变，不难发现各类领导理论多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产生而来，其在以我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下的适用性值得考量。上世纪中后期，不少学者发现，文化使得华人组织中的领导与西方组织中的领导存在差异，突出表现是华人组织中领导的“家长式”作风明显，由此拉开了“家长式领导”的研究大幕。早期开创性研究主要以Silin(1976)[1]、Redding(1990)[2]、郑伯埙(1995)[3]为代表。进入新世纪以来，Farh和Cheng(2000)[4]提出并发展了家长式领导的三元结构，即威权领导、德行领导和仁慈领导，并构建了其对于下属反应的影响模式，威权领导、德行领导和仁慈领导分别通过敬畏顺从、认同效法和感恩图报等不同作用路径影响下属行为。迄今为止，家长式领导的三元理论居于主流，但由于三元之间可能存在负相关，因而樊景立(Farh)[5]指出可以将三元领导分别讨论，所以现有研究倾向分别讨论三元家长式领导及其交互作用对结果变量的影响。而在研究对象上，以往研究广泛采用工商组织数据，聚焦教育组织的研究较少，值得进一步发展，这也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家长式领导对高校教师工作行为的直接影响 三元家长式领导对下属行为影响的机制不一。威权领导意在“控制”，强调决策的“专权”和下属的“服从”，据此下属可能表现出“顺从”，进而改善工作行为。仁慈领导意在“关怀”，强调“人性化”，根据“互惠规范”，当领导对员工关怀备至时，作为“回报”，员工会改善工作行为。德行领导意在“垂范”，强调“榜样树立”，下属通过对领导的“认同”，进而“效仿”领导，从而改善工作行为。本研究拟从角色内行为(任务绩效)和角色外行为(组织公民行为)两个视角探究三元家长式领导对高校教师工作行为的影响。 任务绩效是高校教师的角色内行为。已有研究显示，威权领导对绩效的影响关系复杂，有研究支持其对绩效有负向影响(Chou，Cheng Jen，2005)[6]，也有研究支持其对工作投入有正向影响(魏蕾，2010)[7]，即威权领导对下属绩效的影响受情境左右。研究普遍支持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对绩效有正向影响(Chou，Cheng Jen，2005；许彦妮，2014)。[6，8]在高校中，组织层级结构不明显，教师工作自主性强，领导与教师之间的连接并不如工商组织中紧密，这对管理造成双面影响：一方面会加大管理难度，使得领导难以干预个体绩效，另一方面也可能使高校教师对领导管理的“敏感性(弹性)”增强。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威权领导(H1a)、仁慈领导(H1b)和德行领导(H1c)对高校教师的任务绩效有正向影响。 组织公民行为指没有直接或详细的在正式报酬或职责体系中被规定，但却能在整体上提升组织效能的员工的自主行为(Organ，1988)。[9]已有研究普遍支持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许金田，2004；李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