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以网络证据作为现有技术（设计）的认定标准.docxVIP

浅析以网络证据作为现有技术（设计）的认定标准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信息爆炸的时代，从网络数据世界中获取资讯已经成为人们检索信息和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正因此，在当今的专利相关司法案件及行政程序中，网络证据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证据形式，尤其是用以证明相关专利记载的技术信息属于现有技术或现有设计（后文统称“现有技术”）。网络证据是电子证据的一种，又称互联网证据，是指以数字形式存在的，以通信网络作为传播媒介，公众能够从不特定的网络终端获取，需要借助一定的计算机系统予以展现，并且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同时，网络证据因其本身依托于计算机处理的二进制代码序列而存在的特性，导致已公开的内容具有可编辑性，并且修改的过程不易留下痕迹，因此网络证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公开日期等问题常常成为争议的焦点。[1]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相关司法案例及行政决定分析以网络证据作为现有技术的认定标准。 　　一、认定现有技术（设计）的证明标准 　　在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专利确权案件以及专利行政程序中，相对方有权主张专利记载的技术方案是现有技术，即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2]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在国内外公开使用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构成现有技术的公开性。 　　现有技术的公开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公开，二是必须在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之前公开。所谓公开，是指处于公众能够得知的状态。处于保密状态的技术内容不属于现有技术。所谓保密状态，不仅包括受保密规定或协议约束的情形，还包括社会观念或者商业习惯上被认为应当承担保密义务的情形（默契保密）。负有保密义务的人违反规定、协议或者默契泄露秘密，导致技术内容公开，使公众能够得知这些技术的除外。在认定现有技术的公开性时，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用以证明在相关专利申请日之前已被公开，为公众所知悉的信息。因此，相应的证据同样应当符合司法程序以及行政程序中所要求的证明标准。 　　鉴于专利的特殊性，涉及专利纠纷的程序横跨行政程序，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乃至刑事诉讼，而在不同的程序中对于现有技术的认定标准均有不同。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因公诉机关与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不对等以及公诉机关相对于被告人在证据收集上的绝对优势，因而对证据证明标准的要求应当严格审慎。“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自1979年《刑事诉讼法》以来一贯坚持的证据证明标准，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3]则是将英美法系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排除合理怀疑”概念引入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对“证据确实、充分”在可操作性上做进一步的补充与细化。东莞市福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等侵犯商业秘密案[4]也明确了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中公诉机关的举证责任及证明标准，即，应当由公诉机关对“市场上不存在与权利人技术信息相同或类似的现有技术”、“不存在与权利人产品相同或类似的竞争产品”进行初步举证，再由被告人举出反证，证明标准应当符合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 　　查看知产宝案件刑事裁定书 　　相较于刑事诉讼程序，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证据证明标准则要求相应没有那么严苛，主要从事实、证据的角度，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强调事实、证据的客观性。当出现相反的证据，应当判断证明力的大小后确认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亦即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同时，《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8条确立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多层次的特点。在义乌市鼎邦有限公司与上海晨光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案中，对于原审被告提出的主张现有技术抗辩相关证据，法院认为应当适用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用以认定被诉侵权产品是否于涉案专利申请日前已有制造、销售。[5]因此，在知识产权确权及侵权纠纷案件中，现有技术的认定应按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标准进行分析判断，即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 　　查看知产宝案件二审判决书 　　根据目前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普遍认为我国行政诉讼程序未规定证明标准。[6]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是以追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真实为依归，以“盖然性”标准为基础，并在“盖然性”标准项下区分个案案情予以差别适用的动态的、多元化标准。法官需要根据个案中行政行为所涉法益大小等因素的改变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适用予以提高或降低，从而最大限度兼顾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公正性和灵活高效性的统一。[7]而《专利审查指南》规定的关于证据的认定[8]则是参照了民事诉讼程序中优势证据规则以及高度盖然性标准。因此，在涉及到判断认定现有技术的专利无效宣告程序中也应依照该标准进行分析。 　　在诺华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行政管理（专利）再审一案中，再审申请人指出二审法院对于《审查指南》中关于公开日认定的规则适用了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是错误的，而应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