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多元文化下宋人的审美趋向，以牡丹与梅影为例.docxVIP

浅析多元文化下宋人的审美趋向，以牡丹与梅影为例 　　赏花是宋代士人生活美学的具象呈现。从簪戴牡丹到吟咏梅影，两种看似忤悖的审美倾向长期共存，背后是宋代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嬗递。宋朝之文化，有三教并立下儒学与佛道的交锋，亦有士庶合流下高雅与世俗的交融。 　　本文将基于宋代士人的赏花行为，管窥宋型文化中的雅俗之辨、三教之争。 　　一、簪花与咏梅的分异 　　宋代簪花习俗风靡。簪戴的花种，以牡丹或类似牡丹的芍药居多。与牡丹相比，簪梅的情况明显较少，这似乎与宋代爱梅的士风相悖，实则不然。从大量咏梅诗可以看出，宋代士人对梅的审美兴趣高涨。观诸宋代咏梅诗，较明显的倾向，一是写神不写形，二是写影不写色，三是神化而非拟人化。 　　1.回溯宋人对梅花的接受历程，对梅的认识从外在的青枝绿叶逐渐转向内在的品格风骨 　　梅原产于中国南方，随着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逐渐进入时人视野，栽培技术的提高则为全国性赏梅风尚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据《西清诗话》记载，晏殊首将红梅移栽汴京，并赋诗“北人应作杏花看”，可见当时梅花与桃杏之花的审美层次差异尚未深入人心。 　　随着林逋等隐士将自身品格追求加诸梅花，与梅花原有的凌霜傲雪、清雅素淡的特质相结合，苏轼更是直接以“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批评石延年只着眼于梅花的形态。 　　梅花的内在独异性在这一过程中被发现并赋魅，最终上升为“梅格”，奠定了宋人咏梅的主体基调。 　　2.宋人咏牡丹多着眼于色，咏梅则偏爱其影 　　咏牡丹的诗句大量使用颜色词，且多为暖色调，如“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浅红酽紫各新样，雪白鹅黄非旧名”，通过鲜妍明媚的设色和多种色彩的映衬，营造强烈的视觉冲击，凸显牡丹的光鲜美艳。 　　而梅花常临水而生，其色素淡，其形纤巧，直接描绘形色的感染力不足，于是宋人另辟蹊径，咏其水中倒影。如林逋《山园小梅》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脍炙天下殆二百年”，使“疏影”成为梅花的代名词。 　　3.宋人咏牡丹多赋予其人格，咏梅则上升为神格 　　受南朝宫体诗物化女性的余风影响，唐人写花偏爱以人喻花。繁荣的经济和开放的世风推动女性的妆容、服饰趋于华美，与牡丹呈相互映衬之态。 　　如“群芳尽怯千般态，几醉能消一番红”（张《观江南牡丹》），又如“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李商隐《牡丹》），将牡丹比作南子和越女，虽是美人，但仍身处俗世。 　　以美人喻牡丹的传统被后世继承；而宋人咏梅，则多以神女作比，如郑獬《雪中梅》的“素娥已自称佳丽，更作广寒宫里人”，张耒《梅花》中的“月娥服御无非素，玉女精神不尚妆”。 　　二诗中神女都具有素雅的特性，折射出宋代文人崇尚素淡的审美倾向。这一倾向虚幻化则为想象中的神女，具象化则加诸现实中的梅花。对梅花的神化既蕴含了浪漫主义情怀，又增强了梅花“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特质。 　　宋人尊崇梅花，实质上是尊崇其高洁朴素的品格，尊崇士大夫心目中的理想人格。 　　综上可知，宋人心中的梅花，因品格而受到敬重，因敬重而只可远观，因远观而产生距离之美。同时也需要注意，牡丹在宋人审美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 　　牡丹与梅花，一者是艳阳下的冠冕，一者是静夜中的魅影，互衬互补，构成了有宋一代社会风貌的双面。簪牡丹与咏梅影的审美分野如何产生？不妨将视域扩展至宋型文化承前启后的嬗变，探究更深层次的时代内涵。 　　二、儒学与佛道的交锋 　　西汉以来儒学的主张，在统治层面是专制集权，在处世层面是伦理纲常，在审美层面是充实博大。簪戴牡丹的行为，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回应了儒学的准则。北宋时期，国家由五代的分裂重归于一统，为皇权加强创造了条件。 　　对特异奇丽之花的簪戴，正是政治特权的体现。《铁围山丛谈》记载，宋神宗“尝幸金明池，是日，雒阳适进姚黄一，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 　　姚黄是牡丹四大名品之一，古人以“花王”誉之。簪戴艳丽硕大且稀有的名花，反映了统治者追求祥瑞与特权的心理。除了自己戴花以显示独尊地位，统治者也通过赐花的方式显示恩宠。 　　宋真宗曾“自剪牡丹两朵”，召宰相王旦亲戴，“从者皆荣公（王旦）”。簪花也是宫廷节庆的礼俗，是新科进士宴席上的惯例，司马光“闻喜宴独不戴花”，最终也因同年劝告“君赐不可违”而簪了一朵。牡丹由此带上了荣耀与富贵的色彩。 　　另一方面，宋朝在重文抑武、文教兴国的国策下，文士地位提升、授官规模扩大、科举制标准趋于客观，为文人提供了更大的仕进机会，使传统儒学中“兼济天下”的理念得以践行。 　　“仕所以行君臣之义”，宋代文人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结，通过追求政治地位、参与社会治理，实现自我价值，维护社会道义。作为富贵的象征，牡丹等鲜丽之花带有祥瑞的文化喻意，寄托了宋代士人的政治抱负、济世情怀。 　　宋人赏牡丹常在社交集会的场合，牡丹的艳丽与集会的热闹欢娱相互烘托。沈括的《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