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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遗民身份的界定研究 　　摘要：清遗民身份界定是展开清遗民研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民初社会空间的多元化使得清遗民的政治和文化取向有了更复杂的内涵。晚节论，“拒仕新朝”的内涵，以及与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的关联等问题的深入讨论，对于准确界定清遗民身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清遗民 文化遗民 传统文化 独特性 　　遗民是中国历史独有的现象，王朝更替之际，士人因眷恋旧朝而拒仕新朝，并以各种方式缅怀旧朝，这些士人被称为遗民。遗民历史悠久，最早可上溯到商周之际的伯夷与叔齐。“孔子表逸民，首伯夷、叔齐;遗民录亦始于两人”①，此后遗民传统一直在士人中延续。至宋元时期，遗民数量逐渐增多，遗民特性日渐明显。遗民群体真正成熟则是在明清之际，“遗民是因有宋遗、明遗，才成其为史、足以构成某种史的规模的。而以‘规模’论，明清之际又远过于宋元之际”②。明遗民群体规模大、个性鲜明、著述丰富，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至清末民初，一批士人延续了遗民的传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代遗民――清遗民。 　　民清之际的政治鼎革，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王朝更迭，而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与历代遗民相比，清遗民的历史境遇更复杂，他们在具备传统遗民基本属性的同时，在出处、心态、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等方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性，从而使得清遗民的概念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加大了辨识清遗民身份的难度。准确界定清遗民概念，是清遗民研究的首要问题。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文化遗民”概念的提出是标志性的成果。虽然就“文化遗民”概念的内涵，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还存有争议，但这一概念凸显了清遗民的独特遗民属性，为解释其特殊的遗民心态和行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同时，仅靠“文化遗民”这一概念，尚不能完全准确辨识清遗民的身份，在开展清遗民界定研究中，还有以下方面须格外重视。 　　一、选择“遗”的时机 　　身处易代之际是成为遗民的一个必要社会场景，“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③。应将“易代之际”视为遗民产生的历史背景，而不是判断遗民身份的一个苛刻的时间节点。如张其所说：“凡从前门户水火之争，或有一言一行之未惬人心者，皆可不必深求，余惟取其晚节也。”④可见张其是以“晚节”作为判断遗民身份的重要标准的。 　　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清遗民中的许多人并非在清亡之时即确定了自身的遗民立场，这其中不乏一些知名度较高的遗民，林纾和梁济即是其中的典型。1918年10月，梁济投入北京积水潭净业湖而死，引发社会关注。梁济在其遗书中申明自己是为殉清而死，为何梁济不在清亡之时自尽，而是选择在七年后殉清?这一点，梁济在遗书中也有所交代，“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其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⑤可见，梁济在民国取代清朝之初，对民国是抱有希望的，只是民国初年的社会现实最终令他绝望。“无奈民国以来，专尚诡谋，不由正义，自上上下下全国风行，将使天理民彝丧失净尽，国将何以为国。”⑥所以，梁济最后选择了这种决绝的方式，为逝去的清朝殉难。与梁济类似，林纾在民清鼎革之际，也表示“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之老民足矣”⑦。然而，在民国初年政治腐败，政坛丑闻不断，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的现实打击之下，林纾弃“共和之老民”而选择了做“清室之遗民”。 　　由此可见，考察遗民身份，不能只关注易代前后短暂的一段时间，更应看重其是否将“遗”作为最终的选择。 　　二、“仕”与“不仕”的争论 　　不仕新朝，是遗民的另一个主要属性。归庄认为：“遗民之类有三：如生于汉朝，遭逢新莽之乱，遂终生不仕，若逢萌、向长者，遗民也;仕于汉朝，而洁身于居摄之后，若梅福、郭钦、蒋诩者，遗臣也，而既不复仕，则亦遗臣也;仕于汉朝，孔奋、郅恽、郭宪、桓荣诸人，皆显于东京矣，而亦录之者，以其不仕莽朝，则亦是汉之遗民也。”⑧可见，在归庄看来，不管在前朝出仕与否，不仕新朝是都是辨识遗民身份的基本标准。对此，学界有不同观点，有学者提出“不仕新朝”不是遗民的本质属性，而“内心身处是否有强烈的遗民意识”才是基本属性⑨。对于出仕新朝的内涵，有学者认为从事教育工作与做幕僚不在出仕之列。 　　民初社会空间的多元化，使得清遗民的生存状态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与历代遗民相比，他们所背负的使命更为沉重与复杂，他们不仅要忠于故国前朝，坚守“道统”，还要承担守卫传统文化，为其续命的重责。或是出于自身生计的需要，或是出于完成文化使命的目的，清遗民中的很多人都有出仕民国的经历，如王国维、辜鸿铭等人都曾在民国的大学里任过教，拿过民国政府发的薪金;再如清史馆为民国所设，而其所聘者，历来被视为清遗民;在地方社会生活的乡居遗民，也有一些有上述类似经历。如曹允源曾出任江苏省立图书馆馆长，并任过吴县修志局主任;刘大鹏在民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