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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冤案,我们在议论什么? 反思冤假错案应走出理念误区  田文昌〔中华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京都律师事务所声誉主任〕  近年披露的一些冤假错案，暴露出一些司法和执法者的认识根源出现了问题。在一般公众看来似乎正确的某些司法理念，往往受到业内人士的质疑。  个案对推动立法、推动司法改革的作用不可替代，从我的考虑来看，这么多冤假错案得到纠正，但过程非常困难，而且还不断有新的冤案发生，原因之一便是我们一直未走出刑事诉讼理念的误区。  中国刑事诉讼法遵循的实事求是理念是抽象概念，缺乏方法论支撑，空谈实事求是，用实事求是否认无罪推定，必然导致有罪推定。受实事求是这种抽象概念的影响，到今天为止，我们在打击犯罪时强调不枉不纵：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犯罪分子，这是理想境界，也是最高境界。  但问题是，当这两个评判标准发生冲突时，终究是枉还是纵？这是无法化解的冲突。面对这类无法化解的冲突时，假如还在呐喊不枉不纵，最后的结果便会由有话语权的一方决定，谁的话语权大谁就说了算。  我们强调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并重。确实，客观真实是绝对真理，谁都想追求客观真实，但在客观真实在现实条件下无法完全到达，法律真实显然更具可信性。但如今，虽然学术界公开成认了法律真实原那么，但刑事诉讼居然还没有跳出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并重的陷阱，出现难题怎么办？最后又是主观判断说了算。  刑事诉讼法强调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二者可以并重吗？当二者冲突的时候，怎么办？难道可以拿无辜者的生命来慰藉那些被害人和社会悲情？冤假错案背后更大的悲哀在于牺牲了法律的公正，牺牲了无辜者的生命，这个问题没有深化反思。不能把对被害人的抚慰作为理由来否认无罪推定，否认疑罪从无，否认保障人权。这些理念上的误区是中国司法改革难以提速的障碍，只有冲破这些落后观念的桎梏，国家的法治进程才能大步向前迈进。  全面梳理冤假错案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我希望国家能进一步对冤假错案进展全面梳理，对过去非正义案件有清醒认识，无论时间长短，这个过程是必需要有的。正视过去非正义案件中存在的问题，是实现将来司法公正的必经途径。  冤假错案分为两类：一是在因发现了新证据、新犯罪嫌疑人，同时新犯罪嫌疑人成认了犯罪事实，从而发现的冤假错案，这些是容易被发现，也显然是容易被纠正的，但如今看来，还有第二类。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获得不合法也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中国如今的法律规定以非法的手段获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由此可以认定，原来局部案件事实认定的证据根底就有可能被动摇。那些被非法证据动摇的案件事实是不符合公平正义的，类似的案件同样是冤案，属于过去的“非正义的案件〞。  虽然从现有社会环境来看，要在短时间内纠正因使用非法证据而导致的冤案，似乎不现实，但这是必需要有的进程，因为只有经历这个进程，我们才可以对过去非正义的案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有正视到过去审讯中存在的问题，才能增加将来实现公平正义的信心。  纠正冤假错案并不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全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但过去的公正是抽象的、笼统的，而如今讲的正义是落实到个案中的详细正义，其目的就是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在详细的案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实现这一目的需要花很大力气，需要共同的努力。  每一个案例凝聚的智慧、经历、归责都很重要，案例在法律人心理应当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诉讼案件的详细案例，有的研究案例审讯，有的研究规那么，有的上升为法律，案例和医学诊断的病历都是一门科学。  冤案的戏剧根源  徐昕〔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  冤案的发生如同戏剧，关键之一在于刑讯逼供。的许多个案中，在威严的政法场景下，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拷打，嫌疑人最后不得已迎合警察的想象，进入后者的盗梦空间，编织梦境。警察的想象力与刑讯的手段，决定戏剧的离奇程度。  刑讯逼供成为警察的关键“权利〞其来有之，背后甚至不乏“制度鼓励〞：第一，刑讯逼供有助于获取口供，口供不仅作为证据之王，而且是获得其他证据的重要线索，因此往往成为警方“破〞案之关键;第二，警察掌握武力，所受制约微小，检察院、法院尚缺乏对其形成有效监视，并缺乏监视的动力，?刑事诉讼法?甚至确立了三机关互相配合的原那么;第三，刑讯逼供被发现的概率极小，即使暴露亦很少受处分，赵作海冤案中的警察就一直未承当法律责任。  “喊冤〞的过程亦如同戏剧。喊冤需经过漫长岁月，王朝申诉三年多，赵作海用了十年，而聂树斌案延宕至今二十多年仍未获更正。其间困难险阻自不待言，雪冤却难以寄托于司法程序，需要机遇或运气。这亦为戏剧性之一。  从佘祥林案的“妻子复活〞，杜培武案的“真凶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