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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的转向与探索 　　摘要：中国画源远流长，需要继承和创新。如何创新，又如何继承，成为艺术家艺术思想和艺术造诣的体现。本文从中国画的创作思维、创作材料的选择等方面进行分析，探索中国画创新的可行性道路。 　　关键词：继承;发展;创新 　　对中国画笔墨问题的研究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这是区别于其他绘画艺术形式的问题。到了近代，中国画处在变革阶段，很多名家都尝试作出了探索。如果说之前的国画家，是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精神和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人格的发展和继承，那么近代以来，中国的艺术家在艺术上的尝试是对题材、技法甚至是精神的创新。在西方艺术殿堂接受过系统美术教育的徐悲鸿、林风眠学成归来后对中国画的发展和创新都有巨大的贡献。徐悲鸿认为要改良中国画就应该融入西画技法，主张现实主义，在创作中强调光线、造型，把西方绘画中的素描引入到传统中国画的教学当中。而同时期的林风眠虽然也在其绘画作品中融入了西画元素，但从根本上保留了中国画的精神特征。虽然他的绘画色彩相比传统中国画更加热烈，笔墨更加放纵，但从意境上融合了东西方精神，韵味更加醇厚。被誉为“现代水墨之父”的刘国松从小学习绘画，接受了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系统的教育。一开始，他尝试先在油画画布上涂抹石膏再进行绘画创作，以实现水墨画的崇山、古木等效果，这种创新的尝试却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在于油画材料有自己独特的特性，刘国松没有充分发挥其独特性，反而用其他材料取代，用西方的材质作出中国画的审美意趣，始终是在作假，后来他深感一味地追随西方现代艺术是不恰当的，因此，转向对传统水墨的研究。他提出“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抄袭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摒弃了传统文人画对笔墨的重视，提出“革笔的命”“革中锋的命”。后来，他又着重研究材料技法，使画面有很大的突破，可见从其他艺术形式中吸收和借鉴，要在保留原有艺术独特风格的基础上进行取长补短。同一时期的艺术大师赵无极从塞尚、马蒂斯、毕加索、克利等西方艺术大家中得到启示，不断摸索形成自己的风格，同时探索中国画形式语言的新方式，并且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全新的艺术形式。也许是因为他从小就开始学习书法，所以形成了和西方画家不同的思维观念。在绘画创作上，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西方现代绘画的形式和技巧的融合，为绘画带来了变幻的色彩和强烈的笔触。20世纪50年代，赵无极创作了“甲骨文”系列，其中糅合了中國山水画、甲骨文、书法、铭文、雕刻等抽象线条及表现元素。 　　1980年以后，中国艺术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以“85思潮”为标志，艺术家们反对传统，反对束缚在程式化的模式中，希望从西方现代绘画中寻找出路。在85思潮美术运动中，思想和观念成为创作的第一要素。其中以谷文达等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画家主要运用西方近现代理性、人文主义和个性至上的观念，来抵制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依从和避世的消极文化心理。从谷文达的伪文字水墨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传统书法展现的气韵、格调，而是为了表达观念的结构和分离，完全失去了书法本来的面貌。作为一名艺术家，85思潮下的青年画家过分尊崇文化和哲学观念，使他们在语言形式上疏于深究细琢;作为一个思想家，过于感性的表达方式又使他们在观念演绎的途中只能浅尝辄止。 　　艺术家对作品个性化的极力追崇与赋予时代特色的强烈的求变欲望，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出当代国画家创作的现状。例如，文人画所强调的笔墨精神，在当下艺术家求变求新的创作思路中被抛至脑后。创作中只以求变为目的而对材料、媒介、技法表现的盲目改变，不仅远离古法，还盲目地以为是艺术的创新，以形式取代内含，将艺术的丰富性和感动性简单化，更有艺术家一味地追随迎合西方当代艺术，仅仅把传统艺术形式当作表达思想的外壳。在当代，我们的传统艺术不能故步自封，要与时俱进，我们生活在当下就应当用当下的绘画语言来表达，艺术创作应该具有时代性，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画应该如何传承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文化自信”这一概念，表达了对传统文化、思想价值体系的肯定与尊崇。现如今，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已经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国家的强大除了要有发达的经济，还应该具有足够的骨气和底气。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千百年传承的文化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每个国人的心中，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优秀的传统文化体现出我们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我们大可不必认为西方的艺术就是先进的艺术，一定要从“先进”的艺术形式中挖掘出可以改变传统艺术的“灵丹妙药”，立足中国本土文化，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 　　例如，现任中国美术馆副馆长马书林，他十分擅长戏曲人物题材的创作，从画面中我们可以细细品味到变化丰富的墨象，同时复杂的画面为变幻莫测的笔墨提供支撑，看似狂放的笔法中又极具书写性，呈现出极致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