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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等 　　最重要的是等。 　　你永远不会知道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什么时候会在你的头脑里真正长成，所以只能等。我在《北上》里把京杭大运河当作主人公来写。在此之前，写了近二十年的运河，水与船都只是小说的背景，主人公是河边和水上的人家，是穿行在千里大运河上的一个个人。这一次，背景走到前台，这条河流要成为主人公。对我来说这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写作就这样，某个配角你盯久了，他就有了自主成长的意志，暗地里缓慢地丰满、立体，哪一天冷不丁地站到你面前，你方恍然，一个新主角诞生了。 　　那些作为小说背景的元素也一样，当它们羽翼渐丰，也会悄无声息地从后方突围到前台，你不得不正视。《王城如海》如此：主人公其实不是话剧导演余松坡，而是我所生活的这座城市;北京城被我写了十几年后，已经不甘于只做背景，挺身冲到了前台。《北上》亦如此：小波罗、马福德、谢平遥、邵常来、谢望和、孙宴临、邵秉义、胡念之、周海阔他们固然也重要，需要浓墨重彩歌之蹈之，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生活中最大的背景，浩浩荡荡的一条长河，这一次，它进阶到小说的最前沿。 　　迟早有这么一天，你必须面对它。所以，当我说《北上》写了四年，其实我说的是，《北上》我写了快二十年。在二十年前写下第一篇关于运河的小说时，我就已经在写《北上》了——《北上》在二十年来我所有的运河小说里暗自成长，直到2014年的某一天，它跳到我面前，说：我来了。我只是稍稍愣一下神，就明白该干活儿了。瓜熟蒂落指的就是这感觉。我等到了《北上》。 　　要写不意味着就能写。的确也如此，一个人站在你面前，囫囵囵你肯定能看个大差不离，一旦深入细节，需要描述放大镜和显微镜下才能呈现的细部景致时，你会发现，你离真相还还远。2014年，我决定写《北上》，那条我以为熟悉得如同亲人的河流，突然变得陌生和似是而非了。我没法如想象中那样，伸手就来。电脑打开，手指头总落不到键盘上。问题来了。尽管我从小生活在水边;尽管我初中时校门口就是宽阔的运河，大冬天宿舍的自来水管被冻住，我每天早上都要抱着脸盆牙缸一路狂奔出校门，就着水汽氤氲的温暖运河水刷牙洗脸;尽管后来我曾短暂寓居的淮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我在河边散步、游玩，一天要跨过运河上的水门桥、北门桥、若飞桥若干次;尽管我断断续续写了近二十年的运河、运河边的花街和石码头，自以为装了一肚子水边的掌故和人生——它们还是没法把我的手指頭摁倒电脑键盘上。我要做第二件事： 　　走读。 　　走和读，边走边读，边读边走。 　　2014年开始，我决定重走运河;首先要建立一个对运河的整体感。很多年里从南到北，走过京杭运河的不少河段，但多属无心之举，看了就看了，留下来的不比到此一游的观光客更多。但这一次，我带着眼睛、智商、想象力和纸笔走。我看，还要看见，更要看清楚，看清楚河流的走向、水文，看清楚每一个河段的历史和现在，看清楚两岸人家的当下生活。这是个大工程。京杭运河从南到北1797公里，跨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平常工作忙，杂事也多，没有可能一次性沿运河贯通南北，只能利用出差、还乡等机会，一次次“南下”，隔三差五就便走上一段，看多少算多少，四年里也竟把运河丈量了一遍。部分有疑难的河段反复去了多次，没办法，大运河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加上中国南北地势起伏、地形复杂，河水流向也反复多变，不亲自到现场做详尽的田野调查，各种史志资料中描述船只“上行”“下行”根本弄不明白。尤其是几处重要的水利工程，比如山东南旺分水枢纽，仅凭纸上谈兵是理解不了的。尽管现在荒草萋萋，河道漫漶，当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遗迹所存甚少，但在现场一站，只十分钟，比之前苦读十天的资料都管用，豁然开朗。 　　“南下”对《北上》的意义，如何高估都不为过。在写作上我越来越像个实证派，我希望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屡屡南下为我建立了对京杭运河的整体感，闭上眼我能看见大水经行之处的地形地貌，看见水流的方向和洪波涌起的高度，由此也能推算出1901年春夏之交，意大利人小波罗乘船穿行某段河道可能需要的时间。我的中国地理知识一向贫乏，因为写《北上》，四年里每天面对运河地形图，在告别中学地理课二十多年后，终于补上了这一课。 　　走是真走，读也真读。 　　运河一千多公里的征程中，历史上单改道一项，可以写几十卷大书，我必须知道小说行经的年份和河段，船究竟从哪里走;小说自1900年起，至2014年止，一百余年，数不清的人和事，虚构必须建立在基本的史实基础上，我得弄清楚一个鸡蛋在1901年的无锡和济宁可能卖一个什么价;我也得知道意大利人小波罗点燃他的马尼拉方头雪茄用的布莱恩特与梅公司生产的大火柴，一盒能装多少根。我还得知道，运河到了2014年，一个跑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