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徽州文化的阶段性发展.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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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徽州文化的阶段性发展 目录 TOC \o "1-9" \h \z \u 目录 1 正文 1 文1:论明清徽州文化的阶段性发展 1 文2:明清徽州会社探源 17 一、基层权力空间的存在提供生存空间 17 二、儒学传统奠定文化环境 18 三、徽商发达准备经济基础 19 四、宗族传统提供社会条件 19 参考文摘引言: 20 原创性声明(模板) 21 文章致谢(模板) 22 正文 论明清徽州文化的阶段性发展 文1:论明清徽州文化的阶段性发展 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文化的典型样本,这一观点在学界已是基本共识。我们认为,从表现形式看,徽州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各种文化现象往往被冠以“徽”或者“新安”字样.如徽派朴学、徽派建筑、徽派版画、徽派盆景、徽商、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等等。但就其影响与地位而言,徽州文化其实是以地域文化的身份,担纲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主流”文化的角色。其登峰造极之时,正当明清两代。就总体而言,徽州文化在明清时期臻于极盛,成为徽州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而具体来看,期间它有着显著的阶段性发展。依据各种文化形态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不同主旨和特色,我们把这种阶段性发展分为四个时期。 一 第一时期是明前期。该时期从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年)开始,大致在嘉靖、万历年间(1522―1619年)告一段落。期间徽州文化整体风貌彰显的一个鲜明的主题是求变与创新。 比如,崛起于南宋的朱子学重要流派“新安理学”,在有元一代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渐趋墨守成规,学派内部死抱旧说,创新乏力。詹炬在《赵东山行状》中记载:“新安自朱子后,儒学之盛.四方称之为东南邹鲁。然其末流,或以辨析文义、纂辑群言,即为朱子之学。”描述了元代新安理学墨守成说、创见缺乏的普遍现象。对此,当时著名新安理学家赵?P也提到,徽州先贤“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书”,但是其书“虽有考索之富而扩充变化之无术,虽有辨析之精而持守坚定之未能”。这里,赵氏所说的“扩充变化之无术”,就是指南宋朱熹之后的元代新安理学家缺乏学术创新。元末明初,鉴于元代新安理学家的学术之弊,以朱升、郑玉和赵涝为代表的新安理学家提出了求“实理”的新的治经主张。这一主张的核心是反对元代先儒盲目迷信、循途守辙的治学之术,主张明源察始,通过自身的思考,探求理学真谛。以此为指导思想,以朱升、郑玉和赵?P为代表的元末明初新安理学家本着求真实之理的心态,思维渐趋大胆、活跃,从多种途径探索朱子之学的真谛。如朱升发明了“旁注诸经”的治经方法,郑玉和赵?P则以“和会朱陆”张大新安理学学派宗旨,明初的新安理学可谓气象一新。该时期也是新安理学发展史上求变求新思潮最活跃的时期。 再如徽州的教育和科举,在明前期也有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方教育机构类型进一步清晰,官学、书院、社学三大系统互为补充,构成了徽州教育机构的网络体系。徽州官学包括府学和六县县学,其中府学始于唐代。六县县学中,始于唐代的有歙县学和祁门县学,其余休宁县学、黟县学、婺源县学和绩溪县学皆始建于宋代。其后,虽有连续性,但时有兴废,元末战乱更一度使徽州官学遭受重创。明朝立国后,朱元璋崇奉“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理念.推行了一系列兴学政策,被史家称为“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在此背景下,明前期的徽州府县学得到全面重建或扩建。徽州最早的书院是绩溪龙井之桂枝书院,始建于北宋景德丁未(1007年)。其后,经宋元发展,明前期的徽州书院无论规模和数量,均远超前代。据乾隆《江南通志》、道光《徽州府志》、光绪《重修安徽通志》等志书不完全统计.明代徽州新建或重建、扩建的书院有49所,其中明确记载为前期的书院有38所,比例高达77.6%。说明了徽州书院在明前期已形成规模化的系统。社学之制,始于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为朝廷诏令在乡村设立的“教童蒙始学”的学校。明承元制,于洪武八年(1375年)开始在城乡推行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同年徽州六县凡“邑之坊都,居民辏集之处”均设立社学,数量达到462所。其中休宁、婺源最多,各有140所,其它各县依次为歙县112所、绩溪30所、祁门27所、黟县13所。明前期徽州的社学已经遍及城乡,奠定了童蒙教育的基础。官学、书院、社学针对不同人群,各成系统,表明徽州地方教育机构的类型在明前期进一步清晰,已经构成了徽州教育机构的网络体系。二是徽州教育的功能进一步凸显。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廷全面恢复科举取士,并规定参加科举者必须是各级学校的生员,逐步形成了“科举必由学校”的定制。因此,徽州府、县学等“官学”发挥着培养科举人才的功能。书院为“尊儒重道、栖徒讲学之地”,明前期徽州书院的功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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