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难题之疏解.pdf

帮助信息⽹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难题之疏解
  在2019年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帮助信息⽹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适⽤⻓期处于⼀种 “冷遇”状态， 不少学者倡导应当进⼀步激活本罪的适⽤，以实现及时堵截⽹络空间帮助⾏为处罚漏洞的⽴法⽬的。 然⽽，在司法解释出台之后的⼀段时间内，本罪的司法适⽤情况发⽣了根本改变，⼀跃成为我国第三 ⼤罪名。由 “冷”到 “热”的急剧变化，引起了理论界对本罪处罚范 过于宽泛的担忧，于是 “限 缩”本罪的适⽤范 成了共识。因此，需要在 “扩张”与 “限缩”之间寻求有效平衡，以最⼤限度提 升本罪的犯罪治理效能。   ⼀、帮助信息⽹络犯罪活动罪司法扩张的原因检视   关于帮助信息⽹络犯罪活动罪司法急剧扩张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是从严打击电信⽹ 络诈骗犯罪的现实需要；⼆是主观要素的认识偏差及证明标准的降低；三是本罪与诈骗罪等各罪共犯 间界限的模糊。   本⽂认为上述总结⽆疑是具有合理性的，但仍不够全⾯与准确，相关规定的⼊罪标准过低且具有 形式化倾向，是造成本罪司法扩张的重要原因。帮助信息⽹络犯罪活动罪的定量要素是 “情节严 重”，对此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即只要某⾏为满⾜ “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付结算⾦ 额⼆⼗万元以上的” “以投放⼴告等⽅式提供资⾦五万元以上的” “违法所得⼀万元以上的”等之⼀ 的，就应认定为犯罪。即使⽆法查清相关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相关数额达到前述规定的 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也可以构成本罪。司法实践中上述条件⾮常容易得以满⾜，以 电信⽹络诈骗犯罪为例，很多在校学⽣只因向三个以上不同对象提供了⾃⼰的⼿机卡或银⾏卡，就被 认定为构成本罪。从法定刑配置来看，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法益侵害性要远⼤于帮助信息⽹络犯 罪活动罪，可同样是违法所得⼀万元，两个⾏为所⾯临的刑罚可能是⼀样的，这显然是不均衡的。上 述标准甚⾄低于有同样法定刑的⾮法利⽤信息⽹络罪，⽽⼀般认为设⽴⽤于违法犯罪活动的⽹站与帮 助信息⽹络犯罪活动⾏为⽽⾔，社会危害性更⼤。⽽且上述形式化的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把握不 ⼀，以帮助对象的要求为例，这⾥的 “对象”是指⾏为⼈直接提供帮助的⾏为对象，还是也包括实际 产⽣助⼒作⽤的效果对象，在实践中认识不⼀。还有⼀种情形是，尽管某⾏为满⾜了上述⼊罪标准， 但⾏为⼈认罪认罚，司法机关经综合权衡后认为不宜以本罪论处，此时只能通过刑法第⼗三条但书规 定出罪。上述标准⾃⾝内含⼀定程度上的形式⼊罪倾向，⽆法全⾯反映本罪的法益侵害特征，实质出 罪的空间和渠道⼜相对狭窄，这其实才是导致本罪司法扩张最为主要的因素。   ⼆、帮助信息⽹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限缩的路径匡正   当前，对帮助信息⽹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限缩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是从注重⽹络安 全的从严打击到注重⽹络活动⾃由的宽严相济；⼆是强调本罪构成要件⾏为的共犯属性，坚持共犯从 属性的基本⽴场；三是主张将本罪中的 “明知”平义解释为明确知道，谨慎使⽤ “推定”的证明⽅ 法，将 “应当知道” “可能知道”等排除出去。不难发现，上述路径与前⽂所提到的三个原因基本上 是对应的，同样不够精准和深⼊。以共犯从属性为理论基础的限缩⽅案，不仅偏离了本罪司法扩张最 为重要的原因，导致在克服形式⼊罪倾向和降低⼊罪累积效应⽅⾯作⽤并不明显，⽽且没有很好地顾 及本罪增设的现实背景和⽴法考量，造成本罪适⽤空间上的严重不⾜，⽆法有效发挥堵截处罚漏洞的 法益保护作⽤。   帮助信息⽹络犯罪活动罪的增设具有较强的时代背景和政策内涵，主要⽬的是为了依法促进互联 ⽹的健康发展，保障⽹络安全和信息安全，从源头上预防信息⽹络犯罪活动的发⽣。进⼊Web3.0时代 的信息⽹络犯罪，组织性特征⽇益突出，呈现出明显的链条式结构，即上、中、下游各环节之间相互 独⽴⼜紧密联系。帮助信息⽹络犯罪活动罪的增设，正是针对⽆法构成共同犯罪，或者按照共同犯罪 处罚较轻的情况，将明知他⼈利⽤信息⽹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接⼊、服务器托管、⽹络 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持，或者提供⼴告推⼴、⽀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为规定为帮助信息 ⽹络犯罪活动罪，实现了⽹络犯罪利益链条中的帮助⾏为独⽴⼊罪。因此，可以说本罪的增设⼀定程 度上就是为了堵截传统共犯理论造成的处罚漏洞，从严打击信息⽹络犯罪活动周边的违法犯罪⾏为。 既然本罪最初就是为了克服共犯从属性理论对规制值得处罚的帮助⾏为的掣肘，那么现在⼜以共犯从 属性理论限缩本罪的司法适⽤，必然会背离⽴法者的初衷，并制约本罪在维护⽹络信息安全⽅⾯发挥 应有作⽤。从这个⻆度⽽⾔，帮助信息⽹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适⽤仍然应以⽹络安全为主要政策导 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