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一大文献综述.docxVIP

“三从一大”训练原则的研究 “三从一大”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坚持大运动量训练。这个原则是被我国体育工作者从训练实践中提炼出来，又被训练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的科学的总结。在此过程中，体育人以“大运动量训练”为基础，“从实战出发”为核心，以“从难从严”的要求为手段，培养和造就出了无数的世界冠军，推动了我国竞技运动水平的快速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新的历史时期，“三从一大”对竞技体育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随着奥运会的临近，我们更应该贯彻“三从一大”训练原则，进行科学化的运动训练，创造优异的比赛成绩，实现中国竞技体育的腾飞。 “三从一大”的提出 60年代中期，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成功地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运动队迫切需要将技术水平提上去。1964年1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军学习并推广“郭兴富教学法”。在全国人民向解放军学习的热潮中，提出了学习解放军苦练过硬杀敌本领的精神，学习郭兴富的教学方法。［1］1964年11月21日，大松博文带领日本女排访问中国。期间进行了多场训练和教学比赛，其“惊人的训练量、高难度严要求、训练紧密结合实战以及一整套独特的打法”［2］1964年12月4-5日，国家体委在上海召开训练工作现场会，会议学习了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关于训练工作的指示，研究了当时我国训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正确地提出要反对右倾的保守思想，反对训练中的保守思想、教条主义和“骄娇”二气，在运动队中树立“三不怕”（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和“五过硬”（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的作风，实行“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3］这是学习前苏联和日本的训练理论和方法之后，提出的第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竞技体育训练指导思想。“三从一大”运动训练原则的提出是一个创举,特别是“大运动量训练”的要求，首先打破了我国在60年代初在运动负荷上的保守观念，从理论上揭示了人体具有承受巨大负荷量的可能性;其次，它是针对3年自然灾害之后，我国教练员在运动负荷上的保守倾向提出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它的提出，促进了我国当时运动训练水平和成绩的提高，特别是对我国田径在1965年出现11项18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黄金时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女排的“五连冠”，中国乒乓球的长盛不衰，以及我们的其他优势项目的进退、落后项目的攀升，几乎都与在训练中坚持“三从一大”的好坏有关。 从难 从难，是以运动技术为中心的行为要求。赛事的增多和参赛成绩的极值化，决定了“难”必须要从实战需要出发。“难”，就是要强调训练的针对性和高质量；“难”，就是要依据运动项目的特征和规律以及运动员的个体特点进行实战性训练。竞技运动训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训练量与强度以及各种方法手段的组合运用等，都存在着很多的变数，绝不是练得越多越好那么简单，而是根据项目的特点和比赛的要求，有针对性的训练。［4］例如： 体能类项目和技能类准确性项群来说，难主要体现在苦、累、单调枯燥。因此，在训练中要加强对运动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同时，教练员也应采取有效的训练方法与手段，培养运动员对训练的兴趣，减少训练的枯燥感和无味感。在体能里项群中，许多项目采用一些“特殊”的训练手段故意知道困难，以求提高困难的程度，从而培养运动员克服困难、敢于拼搏的精神。 难美项群的难主要体现在动作难、危险以及不可避免的皮肉疼痛。“难”是难美项群制胜因素中的首要因素，主要指技术动作的难度。由于难美项群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没有难度根本就谈不上取胜。比如李小双就是靠难度极高的“团身后空翻三周”获得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自由体操冠军。因此，追求新的难度动作是难美项群最显著的特征，而这些新的难度动作主要是通过不断的创新实现的，创新是难美项目发展的生命，是制胜的法宝。教练员还可以通过故意制造困难如提高器械的高度、增加赛台的高度等，培养运动员良好的心理品质。通过对运动员的思想教育，培养他们吃苦的精神。 对抗性项群的难主要体现在对抗中灵活地运用技战术，充分发扬顽强拼搏、坚持到底的精神。由于比赛中采用的技战术的不确定性及参战双方互相影响的深刻性，运动员技战术掌握得越多越新，越有条件灵活变化，就越能使对手难以适应。尤其在关键的比赛场次中，充分发扬顽强拼搏精神，就可以达到制胜的目的。第28届雅典奥运会女排决赛，中国女排在连败两场的情况下，最后连扳三局以5：2的总比分取得了冠军，这是中国女排从五连冠之后重新获得奥运会冠军。[5] 因此，比赛中谁克服困难的能力强，谁就能够取得胜利。平时训练应按这个思路去练。平时训练舒服，比赛就会难受；平时训练难受，比赛才能舒服，[6]“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句话。运动员思想上意识到这个道理，就会自觉自愿配合教练员的工作，积极主动地完成训练要求，训练效果才会更加显著。 从严 从严，是以科学管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