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事对人不可同一而论王安石司马光苏轼.docx

对事对人不可同一而论 亲爱的同学老师们： 我们常说“对事不对人”，这其中体现了，做事遵从原则，不逾底线的思维，和人性复杂多变，不可以单单通过人身上的标签就推知其行为，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又常常将人与事混为一谈，今天就人与事谈谈我的理解。你小孩儿的思维确实回归到点儿上了，可是有时候也太俗气了点。比如这段的最后一句，就可以换换。 回顾历史，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曾任宋相，政见分歧两级对立，但他们对对方的评价又不乏褒奖，成为美谈。王安石与苏轼也是这样，政见不和的二人在政坛以外依然可以游山玩水，共赏佳境。可以看到，智慧的先人，把人和事区分，对政见的执着以外，还有人性的温情。 回到当下，标签、人设成为对人的标准，标签化地评定人的好坏，往往在一句，他有着这个标签，所以一定会怎样的轻描淡写中就污名化了他人，甚至还剥夺了改变的机会。巨婴、妈宝、凤凰男、田园女……这段还行，但是最后一行，不知道落点不对呀。应该说的是他们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什么好的表现呢？ 以人论事却有可取之处，因为不同的思维方式、成长途径、社会背景等如同偏光镜，改变的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间接地影响行为处事的风格。简单的生活里，诗人能看见漫天星空，可以抚摸心中的道德律；一处小小的瑕疵里，工程师会看见疑难和问题，这里应该说专业，或者说对事熟悉的程度思考解决途径。俗话讲。逐鹿的猎人看不见山，捕鱼的渔人看不见海。可是以人论事时常有效，但是由此生发的误解更是比比皆是。落点不是比比皆是，而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咋办或者恶果是啥。 人是复杂的动物，以人论事常常出错，超越介质直击人心的理解可能更要关注。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无论是谁，都是为了宋的繁荣出谋划策，所谓大归则同。如果身为律师，无论站在那一方，都是为了弘扬法理和正义，如果身为医生，就应当救死扶伤，超越介质的光辉不会被轻易掩埋。大归二字之后，怎么就扯到律师了呢？这思维跳跃性太大了，让我感到晕菜呀。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对事就应当精益求精，跟精益求精有啥关系呢？就应当有底线思维，对人就应当体之以情，多一份人性的温暖，多一点人格的清辉。科赫告诉普鲁士皇帝，病人都是皇帝不正是对事时精益求精的体现？基层扶贫干部们不论贫困者的缺陷与不足，理解与温暖共存，这不正是人格伟岸的体现？ 当我们分清了人与事，把握了对事的坚守和对人的真情，我们的人格也会升华为君子人格，成就为一个大写的直立的人。 谢谢大家的倾听。 小孩儿，我知道你特别想说明这个问题，可是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你前半句说得还行，后面的落点就不够到位了，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你还是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落点是啥！写作的落点是啥，是人，是一群符合这个观点的人，今天咱们好好讨论一下。 对事不对人，乃至正之态 亲爱的同学老师们： 大家好！ 感慨于司马光王安石之间的对垒关系，却又敬佩于他们的人格，因为他们在处理问题时都能做到对事不对人，实乃不易，是值得点赞的至正之态。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对人”也有可取之处，毕竟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的确比外行人懂得多，但是“逐鹿的猎人未必看得见山，捕鱼的渔人未必看得见海”。若一味对人，极有可能会出现小集团，以致党同伐异，而集团之外的人就彻底被边缘化了。 当然，人是复杂的动物，每个人因为成长环境不同，知识水平不同，性格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立场不同，对事情的认识和态度自然也不同。但是我认为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吵架的，更不是来贬损人，甚至借机将对方置于死地的。因而，我认为，无论他是什么身份，只要能够提出合理的建议并能解决问题，让事情得以更好地解决，就应该被接纳采纳。若总是带着成见，以一副他有什么资格说或者他是敌方阵营的态度，恐怕即使是再好的意见也付之东流了。 由此更加敬佩此三人，虽然司马光、王安石，站在不同的阵营，有着不同的政见，但是他们知道，无论是谁，都是为了赵宋王朝的繁荣，百姓的安康。而那位被人称之为“满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也不应该被嘲笑，因为他反对的不是司马光，也不是王安石，而是他认为不合乎朝廷和百姓利益的做法。 然而现实生活中，有太多国人习惯于人事不分，他们认为“有人才有事，有事必有人”，于是乎，他们给人贴上标签、人设，而这也成为解决问题的标准答案，在他们眼中，这些人被彻底污名化。而本来特别清楚的事情，一下子变得模糊了，而问题也最终无法得以解决。 因而希望各位同学能够不断约束自己，学习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君子风范，时刻告诫自己，任何时候，人都不是事件的主体，事件本身才是。相信秉持这样的思维的我们定然能够更好地处理问题，也能营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生存空间。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