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 与中日盟约.docVIP

对于南京伪政府来说，当务之急就是筹钱，有了钱，才能正常运转，军饷才能充足，与袁世凯叫板才有资格，才能通过北伐内战打倒北京合法政府，于是孙中山就开出了“租让满洲”这一令日本人垂涎的卖国条件。 2月3日，森格与孙中山在南京会谈，孙中山要求日方提供一千万借款，作为租借满洲的条件。会谈后，森格草拟了发回日本的电报，并经由孙中山和胡汉民修改。这封电报现在收藏在日本国会图书馆，电文如下： 中国财政穷乏，在年底(系指旧历)以前如无一千五百万元，即难以作战，而革命政府亦将陷于混乱。现因汉冶萍公司之五百万元借款业已成立，故又以招商局为担保，向我国邮船会社及英、德、美国等进交涉，拟再借款一千万元。此项借款，如在五日之内仍无实现之希望，则万事休矣；孙、黄即可能与哀世凯缔结和议，将政权转让与袁。关于租借满洲，孙文已表应允。日本为防止革命军瓦解，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孙等与袁世凯之和议即可中止，而孙文或黄兴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如借款不能到手，则军队大有解散之虞。南京动摇，孙文必遭变故。故我国如有决心断然实行满洲之事，即请在四日之内以电报示知，续借一千万元。如是，即可使其中止与袁世凯之和议。 会谈的具体细节在这份电报中可窥一斑，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急需资金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当时革命党人想通过获得日本的支持与袁世凯决一雌雄——袁孙忠奸立辨。 事实上，孙中山回国之前，南北双方将和议与战备当成了首要任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孙中山当上伪大总统后，组织了六路军队北伐，他是想“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但是苦于没有经费，北伐计划无从推进。这时，在袁世凯的威逼之下，清帝下诏退位。袁世凯要求由孙中山重新组织临时政府，并将临时政府设在天津，孙中山不同意，因而矛盾激化。孙中山再次想用战争解决问题，并于1月29日，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北伐（可见孙中山就是挑起内战的祸首）。与森格的会谈，就是在这个情势下进行的。 但是，孙中山这桩卖国生意没有做成。原因是日本陆军部的反对。陆军部的人认为，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方，理所当然地占有满洲，不需要用钱去“租”。 没有经费，孙中山只能妥协，并最终让位于袁世凯。而在此后与老奸巨滑的袁世凯的争斗中，孙中山节节败退。为了挽救灭亡，孙中山设计了刺杀宋教仁案。宋教仁被刺杀后，情急之下，孙中山仓促发动了显然不能成功的二次革命，断送了尚可有为的局面。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于是就有了前面谈到的《中日盟约》案。 从孙中山急欲“租让满洲”以获得日本支持来反对袁世凯看，我们不能排除孙中山流亡日本之后“故技重演”，再次以出卖国家主权来获得日本人支持反对袁世凯。而且可以相信，在这个时候，孙中山手中已经没有可以叫板袁世凯的资本了，尤其需要国际支持，否则根本扳不倒袁世凯，那么他的称帝大梦也就泡汤了。只是，此一时彼一时，原先，孙中山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总统尚且得不到日本支持，这个时候，孙中山落荒而逃，势单力薄，日本会不会支持他真是太难说了。我们从现在日本方面提供《中日盟约》影印件看得出，孙中山后一次出卖国权比前一次更加“大方”，这大概也是因为此一时彼一时的缘故吧。 大陆的杨天石算是我比较尊重的历史学者，他在《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一文中，通过考察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日本三井财阀重要人物森恪与益田孝的函电，以诸多当事人为佐证，最后得出结论，孙中山确实一度曾经准备把满洲租让给日本。 但是，对于孙中山的卖国未遂行为，仍然有大量脑残的人表示了崇高的看法。基本的意思是说，正因为他的行为是高尚的、动机是积极的、目的是出自公心的，因此他的行为即便是卖国，也是高尚的。 这真是很令人费解的话，为了个人或是一部分人的目的而进行以国家利益为抵押的政治交易，理所当然地是卖国行为，是货真价实的汉奸。应该将孙中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警示后人。 我们的道德评价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道德相对论”，搞双重标准。一个是对大人物和小人物的评价使用相对论，大人物只看大节，不拘小节，孙中山嫖娼是道德污点，可忽略不计。小人物再小的小节也是大节，雷洋从洗脚店出来就要被打死；另一个是即便对大人物的评价，如果是正面的评价，小节更能看出高大，耄一件补丁睡衣被吹上了天；如果是负面评价，大节也显得无足轻重，孙中山卖国也是崇高的。 那些“挺孙派”就用“道德相对论”来评价孙中山。现在考证出来，孙中山并未取得行医资格证，就到处行医，这在小人物，肯定被说成无照非法行医，那是不能称道的，但是孙中山非法行医却被说成是悬壶济世；小人物在一个只有三四个人的班里不是考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