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新探索分析报告-培训课件.pdfVIP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基于国家治理逻辑的金融大分流新假说①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考察中西方千年金融发展，从国家治理逻辑角度提出了中西方金融 大分流的新假说。该假说认为金融大分流的本质在于能否建立起可持续的公共信用体系，根 源则在于中西方政治目标与治理模式的分野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共信用供求的差异。该假说强 调“ 目标函数”决定“行为方程”，揭示了政治目标以及与之相契合的治理模式选择在各国金融 制度长期演进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为分析金融大分流提供了更为完整的逻辑链条和更有说 服力的理论机制。基于大历史视域下的国家治理逻辑假说，以及近代以来中国为现代化融资 所进行的艰难探索和成功实践，本文认为，超越金融大分流所暗含的“从分流到合流”的逻辑， 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是金融助力现代化的必然之选：既要深刻总结各国金融发展所呈 现的规律性认识，又要找准并坚持中国特色，真正做到“ 以我为主，博采众长” ；归根到底，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逻辑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大逻辑。 关键词：国家治理金融大分流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金融发展道路 一、引言 金融大分流目前学界尚无明确定义，但其所指与以彭慕兰、李伯重等为代表的加州学派 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 ）概念有直接承继关系，一般意指中国和西方在历史时期金融 发展的不同走向，其分叉标志是所谓现代金融革命（Financial Revolution ）的出现。 何谓金融革命？一些学者认为金融革命本质上是一场财政革命或公共信用革命，以公债 制度的成熟为标志。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中，一少部分认为金融革命爆发于 13— 15 世纪的热 那亚、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国家（戈兹曼，2017 ；李晓和李黎明，2021 ），更多的则认为爆 发于16— 17 世纪的荷兰（Tracy，1985；Sylla et al.，1999）或者17 世纪末、光荣革命后的 英格兰（Dickson ，1967；Vries ，2012 ；金德尔伯格，1991）。二者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是 否认为中世纪城邦国家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公共信用体系有本质不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金 融革命的本质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核心标志是现代商业银行的产生和中央银行制度的确 立（Buchinsky Polak ，1993；陈雨露，2021 ）。以此为标准，金融革命则其无争议地爆发 于17 世纪末到18 世纪上半叶的英格兰。在此期间，英格兰的伦敦和乡村银行兴起，英格兰 银行（Bank of England ）逐渐确立起了中央银行的地位（马金华，2018 ）。事实上，现代银 行制度（尤其是中央银行制度）的确立与现代财政国家的形成直接相关，因此本文倾向于认 为，金融革命是一场公共信用革命，其本质在于是否建立起可持续的公共信用体系。这与金 德尔伯格的论断有共通之处，在他看来，金融革命是政府财政体制的大变革。③ ① 本文作为封面文章发表于《经济研究》2023 年第2 期。由于刊物篇幅所限，发表时略有删减。为学术交流需要，将完整 版呈现，欢迎各位师友批评指正。 ② 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 ③ 金德尔伯格（1991，第220—221 页）指出：“所谓金融革命，可以指银行业大的变革，如18 世纪英国的伦敦及乡村银行 的兴起。实际上，一位法国金融史学家曾随意地断言，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以较早发生的银行业革命为基础的。但是，在多数情 况下，金融革命指政府财政体制的大的变革，无论是征税权力和赋税种类的变化，政府财政收支机构的变化，还是政府债务管 理方面的变化。” 1 关于金融大分流产生的原因，尽管众说纷纭，但概括起来，无非以下两个维度：一是市 场（民间）信用维度。从契约关系和金融市场自身发展的角度进行解释，认为中西方早在轴 心时代就形成了不同的人际合作方式，即前者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在宗族或家族内部融资， 且多从事人格化交易，而后者不依靠血缘，多采取社会化合作方式、进行非人格化交易（蔡 洪滨等，2008 ；Greif Tabellini ，2010 、2017 ）。陈志武（2022 ）指出这种差异对于中西方 金融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家族内部融资的传统导致中国人对外部金融的需求不高，金 融发展的动力不足，金融所需的制度难以内生。相比之下，西方社会的非人格化交易传统则 使其更容易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