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中的唐代令、格、式.docxVIP

敦煌文书中的唐代令、格、式 通过发现敦煌的文件，它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除了其本身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外,还在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种原始记录,未经后人的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所以被称为“学术的海洋”,我国中古时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乃至宋初,官府档案早已荡然无存,敦煌所出社会生活文书,虽然大部分残缺不全,但却是这一时期仅存下来的官府档案,对它的分析和研究,必然会使我们对魏晋隋唐五代及宋初的历史有许多新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使这段历史的研究获得新进展。 敦煌遗书中的历史学资料极为丰富,有的可以补充史料记载之不足,有的可以纠正史籍之讹误,特别是一些有关西北边陲史地研究的资料,尤为可贵,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 敦煌遗书中的史学材料包括法制文书、官府文书、田制文书、户籍、手实、差科簿及与计帐有关的资料、赋役制文书、寺院经济资料、各种契约以及有关公廨钱等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例如律、令、格、式,是唐代法制文书的主体。唐律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但令、格、式却大多数散佚了。保存在《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书中的令、格、式、大多已不是完整的原貌,故我们无法了解唐代令、格、式的详细情况。而敦煌遗书中保存了许多唐代的令、格、式,如《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P.4634,S.1880.S.3375,S.11446)。《开元公式令残卷》(P.2819)、《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P.3087.S.4673))《开元水部式残卷》(P.2507),《天宝令式表残卷》(P.2504)等等,这些文书虽然都有残缺,但它能使我们看到唐代令、格、式的大致原貌。这些令、格、式为研究者提供了有关唐代官制、法制及水利灌溉多方面的原始史料,可补一般史籍文献之不足。 《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虽然首部和中部残缺甚多,但还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东宫诸府的职员分布及职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代令的一些具体情况。如东宫“司经局:洗马二人(掌经史图籍,判局事),书令吏二人(掌行署文案。余局书令吏准此),书吏四人(掌同书令吏),校书四人(掌雠校经籍),正字二人(掌刊正文字),典书二人(掌四部经籍,行署校写功程料度文案),装书生四人(掌装潢经籍),楷书令史三十人(掌写经籍),掌固四人。典膳局:典膳监二人(掌监膳食,进食先尝,判局事),丞二人(掌检校局事。若监并无,则一人判局事。余准此),书令吏二人,书吏四人,主食六人(掌调和鼎味之食),典食二百人(掌造膳食及器皿之事),掌固四人。药藏局:药藏监二人(掌合和药,判局事),丞二人,书令吏一人,书吏二人,侍医四人(掌和药、诊候),典药九人(掌供进药),药童十二人(掌捣筛诸药),掌固六人”。这卷文书共215行,钤有多方“凉州都督府之印”,卷尾并有“沙州写律令典赵元简初校”、“典田怀悟再校”及“凉州法曹参军王义”等字样,这说明此残卷乃凉州都督府作为正式文书保存之官写本,其权威性无可置疑。 在赋役、田制方面,敦煌遗书的价值也是如此。如S.0113《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残卷》,是目前所知留存下来的十六国时代唯一的一件户籍,该写本前残后缺,只保留有兵裴晟、散阴怀、兵裴保、散吕沾石、兵吕德年、大府吏隋嵩、散隋杨、散唐黄等八户的户籍。从这八户户主前的称谓可知,当时国家将户分为兵、散、大府吏等类,每户的人口又据年龄性别区分为丁男、次男、小男、女几种,这基本上是西晋户调式的延续,但在丁、次的标准上又略有变通。《晋书·食货志》载:“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少。”但在西凉户籍残卷中,女口不分丁、次,吕沾石和吕德年17岁的男子都为小男,裴晟25岁的男子仍为次男,与晋初的情况不同。这或许与当时敦煌国泰民安、人口较多有关。即使这样,这份户籍残卷对了解西晋至十六国时期户籍制的演变,还是十分重要的。 再如S.0613《敦煌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残卷》,是目前所知反映北朝均田赋役制度的唯一出土文书。由于北朝均田制的情况,文献记载过于简略,致使许多问题无法得到圆满的解决,因此,文书残卷乃成为深入研究北朝均田制度的宝贵资料。此件文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关均田制的实施、受田标准、丁中年限、赋税数额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如田制就有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足、未足、麻田、园、课田、不课田、正等等内容;丁户有老、丁、女、贱、婢等等;纳税量词有石、升、斗、斤、两、匹、丈、尺、围等等。通过对这件文书的多角度和各个侧面的研究,可以了解北朝田制及赋税制度的许多情况,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 敦煌遗书的发现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纠正或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