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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财产刑执行难的原因及解决 一、 罪犯执行财产义务与减刑、假释审理联动机制的基本内涵日益明晰 在达到惩罚目的方面，惩罚执行比惩罚减少更重要。因为刑罚的执行能使罪犯真实地感受到刑罚威严及其带来的痛苦,进而达至报应和特殊预防等目的 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姜兴长副院长在全国假释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服法’应当包括自由刑的执行,也包括财产刑的执行” 2012年7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2]2号)(简称《2012年减刑假释司法解释》)第2条第3款规定:“罪犯积极执行财产刑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可视为有认罪悔罪表现,在减刑、假释时可以从宽掌握;确有执行、履行能力而不执行、不履行的,在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2012年12月20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简称《2012年刑诉法解释》)第451条规定,吸收了《2012年减刑假释司法解释》第2条的内容并将其具体化。2014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法释〔2014〕5号)开始实施。2014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其中第7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调阅复制有关材料、重新组织诊断鉴别、进行文证鉴定、召开座谈会、个别询问等方式,对拟提请减刑、假释罪犯的财产刑执行、附带民事裁判履行、退赃退赔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至此,罪犯执行财产义务与减刑、假释审理联动机制以司法解释等形式正式确立,“联动机制”的基本内涵渐趋明晰。然而,该机制在构建之初,就引发了较大争议 二、 “立体机制”的建立是充分 (一) “空判”现象仍然突出 如前文所述,“财产刑执行难等问题”长期困扰司法实践,迄今仍无明显改观。破解该难题迫切需要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来保障。最高人民法院虽于2010年3月20日出台了《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10]4号)(简称《2010年财产刑执行司法解释》),但“空判”现象依然突出,实际上并未有效化解财产刑执行难等问题。 以广东省某监狱为例,根据2010年12月30日该监狱刑罚科年度统计:该监罪犯被裁判附加财产刑的占比42.8%,全部执行的占比7.87%,部分执行的占比0.26%。2012年上半年,在该监狱刑罚科向市中院提请的减刑假释案件中(详见表1),全部执行的占比9.7%,部分执行的占比0.05% (二)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刑罚执行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构建“联动机制”的主要政策指引。详而言之,2005年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严格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贯穿我国刑事立法、司法、执行全过程的基本刑事政策。刑罚执行的整个过程当然包括交付执行和刑罚执行变更。最高人民法院江必新副院长指出,“宽严相济是我们党和国家在与犯罪做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减刑、假释制度作为刑罚执行变更制度,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的一面的重要切入点,是以‘宽’济‘严’的重要渠道。” (三) 标准物质依据 1. 财产的减免 (1)关于罚金的规定。《刑法》第53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2)关于减刑的规定。《刑法》第78条第1款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3)关于假释的规定。《刑法》第81条第1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2. 减刑、假释案件,应围绕以下六 (1)2012年7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2012年12月20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例如,该解释第451条规定:“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审查财产刑和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情况,以及罪犯退赃、退赔情况。罪犯积极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的,可以认定有悔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