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塔纳asi4号墓出土屏风绢画赏析.docxVIP

阿斯塔纳asi4号墓出土屏风绢画赏析 画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装饰家具。《周礼·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则张毡案，设皇邸。”郑玄注:“郑司农云:‘皇羽覆上。邸，后版也。’”贾公彦疏:“设皇邸者，邸谓以版为屏风，又以凤皇羽饰之，此谓王坐所置也。” 南北朝时期，屏风开始出现了多联屏，独屏长宽比例多为2:1，同时出现了以独屏为框架的写实性屏风绘画。联屏绘画是南北朝至唐时期重要的绘画形式，类型开始出现分野，除了入华粟特人墓葬石棺床上的具有中亚风格的叙事性屏风画，山西、陕西、新疆等地区还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树下人物图”的构图样式，济南东八里洼墓北朝墓、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太原金胜村337号唐代壁画墓等等，这些墓葬中都出土了“树下老人”“树下高士”“树下仕女”等联屏画。这类图像以联屏中的独屏为绘画框架，表现了简单的树下单个或双人物特写式构图，具有较强装饰性而无明显叙事。 事实上，除了“树下人物”的独屏绘画，唐代还出现了宽幅独屏形式的屏风画，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藏有两幅斯坦因从阿斯塔纳墓地发掘出的绢画，皆为斯坦因从阿斯塔纳Ast.i i i.4号墓发掘的屏画碎片拼合而成，一幅为唐代盛行的“树下人物”主题的三联屏画，而另一幅独屏的《观乐仕女图》则为少见的“树间叙事”构图。两幅都存在不同程度残缺，但依旧可见，绘画线条流畅，色彩艳丽，晕染浓郁，其中还间有泥金装饰，具有西来绘画技巧特征，在同时期墓葬中，“树下叙事构图”屏画非常罕见，也弥补了唐代独屏绘画资料的不足，对研究唐代“树下人物”屏画的起源有着重要价值。 一、 ast.iii.4号墓的乘子画碎片发掘 阿斯塔纳墓穴是一系列地下墓穴，距中国古代城市高昌6公里，距吐鲁番42公里。坟墓被高昌居民使用，该建筑群占地10平方公里，拥有超过1000座坟墓。根据调查，斯坦因到中亚考察共三次，其中第三次为1913年至1915年期间，斯坦因沿丝绸南路北上，先发掘了和田的麻札塔格、巴拉瓦斯特（Balawaste）、瓦石峡（Vashshahri）等古代遗址，以及尼雅、楼兰等古代遗址，再到敦煌获得了藏经洞五百七十件写本，发掘了敦煌至酒泉间的汉代长城烽燧遗址，接着深入居延发掘了西夏黑水城（喀喇浩特，Kara-Khoto）遗址，到吐鲁番的阿斯塔纳划分十个墓区，发掘了三十四座墓葬， 本文所研究的这幅绢画是斯坦因带领助手在茔圈东北角的Ast.i i i.4号墓，由一个外间通到一个十字形房间中才能进入墓室。墓室是一种高于地面1.25英尺的凹室，随葬品大多已被早期劫掠者们破坏。尽管如此，斯坦因找到了两幅珍贵的丝绸画，遗憾的是，发现它们的时候，它们已经残破成无数小块了，而且残片非常容易碎，在清理墓室中的沙子后，斯坦因仔细将它们复原出来。至于此画原来悬挂在何处已无法确定。对于这些碎片的组合，斯坦因在其所著的《西域游历丛书》中记载：“画显示了残片的主要内容和特征，但这些残片不是有意识地按其相关内容重新组合安排，仅仅是为了便于拍照而随意摆放的。通过将前面提到的那一大块残片与能够显示框架结构的残片，以及原先用来分隔画面的棕色丝绸条带连接起来，就呈现出了下面这幅可显示这些画面的大致排列方式和比例的草图（图1）。” 虽然两幅屏风画的具体悬挂位置不确定，但制作时间确有实证。在Ast.i i i.4号墓里发现的废纸中，至少8件证实有确切的纪年。这些纸张虽已被扔在了木棺外面，但使得我们能够准确地推断死者的年代以及墓葬的埋葬时间为公元8世纪的最初25年或略晚。 二、 观乐仕女图像的碎片主观性分析 独屏《观乐仕女图》尺寸为37.5x54毫米，为实际屏风缩小形态，显然该尺寸无法实际使用，是为了墓葬而特制的明器。经过修复，画面上应该有三棵树，树干部分都不存，但是树冠部分保留较好，可见，中间树冠为五裂片的葡萄叶（图6），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出土的“白地联珠花树对鹿纹绣锦”上保留了与之极为相似的葡萄树图像（图7）。左侧则似现在称为“柽柳”的乔木或灌木树类，柽柳为新疆荒漠里极为常见的灌木。葡萄树的右侧也出现了一支柽柳枝叶，应该是一棵完整的柽柳树。图1为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藏《观乐仕女图》原图，本文对其碎片进行编号，以下将分述存在的明显错误： 错误一：独屏《观乐仕女图》画面中心的贵妇人，其下站立的女子面朝观者，左手托住圆形执扇，左肩膀后的区域为空白区域（标注为(9)），其(9)圆形执扇与旁边空白背景过渡平整为一整体，空白处的外轮廓呈现弧形且有淡淡的黑色勾线，可见是自然脱落而非后期修复而贴。该女子的身体应该与后面贵妇人身体重叠，不可能出现前面女子肩膀处的空白背景。如唐代永泰公主墓壁画中，九位风姿绰约的宫女，按大致两排错落站立，前景与后景人物重叠自然，已显示出唐代人物群像高超写实的空间描绘，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技法错误。这两幅屏风画同是出自Ast.i i i.4号墓，两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