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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物权法定原则 一、 意思自治与物权法定原则 中国《基本法》第五条规定：“法律规定了财产的类型和内容。”将这个最早起源于罗马法中的物权法定主义在我国物权法体系中确立起来。而物权法定原则作为我国物权法的基础原则, 内容包含了当事人不仅不能任意创设法律之外的新类型的物权, 而且也包含了当事人不能任意创设与物权法定内容相悖的物权。有些学者认为, 物权法定原则是对抗意思自治的。虽然, 意思自治是凭借主观意愿行使民法权利并承担义务, 肆意扩大这种主观能动性会造成对其他个体权利的侵害, 因此对于意思自治的限制是有必要的。但是, 我们认为, 尽管物权法定与意思自治在某些层面上存在对峙, 却并不代表二者是互相排斥的关系, 物权法定原则是在订立物权法之初对于物的归属所做的初始性规则。物权法作为私法范畴不能改变私法的基本特征, 同样物权法作为民法的组成部分不能变更私权神圣与私法自治两个民法的基本理念。在实际应用中私法自治可以利用意思自治相关思想完善物权法定原则的弊端, 以使其更加灵活及适应经济发展需求。因此物权法虽然在物权的种类和内容上有严格的法律限制, 但是在物权法的具体适用上却也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的相关思想。 1. 当事人双方设立物权的限制 尽管物权法具有强制性, 但是并没有要求当事人必须为一定行为。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物权的产生和应用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物权法虽然对所设立的物权相关内容与种类加以明确的要求, 但对当事人双方是否设立物权, 或者设立何种物权并没有严格限制。并且当事人双方也拥有自由选择与谁设立物权的权利。这正是意思自治的体现, 也是以自由经济作为基础而成立物权上层建筑的必然需求。物权法定原则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对于物权法的基本内容都由法律明确规定, 但是在一些问题上物权法仅仅规定了一个幅度, 以使得双方当事人可以依自己的意志确立物权及交易规则。例如:《物权法》第161条规定:“地役权的期限由当事人约定, 但不得超过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用益物权的剩余期限。” 2. 物权法定种类的缺失 物权法上对于物权的种类加以明确界定。形成物权的双方当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决定形成何种物权。这是物权法上适用种类自由的直接规定, 并且在不违背物权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当事人可以自由地设定物权的成立条件, 物权存续期限, 物权的客体, 以及当物权行为造成损失时的损害赔偿。这种规定种类的方式虽然可以保护交易安全, 也可以确保物权法在既定领域内充分的适用, 但是却不能避免其弊端。并非所有设定物权的当事人都知道物权法详细规定的种类或者不能清楚的对号入座。那么对于违反物权法定种类的民事行为虽然不具有物权法上的效力。但是其达成协议符合债权法上合同的成立要件时可以成立债权上的法律关系。同样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 3. 物权不动产归属的确定方式 物权法上对于一般物权的变动方式都做了严格的规定, 但这并不代表物权法在物权变动过程中没有留有意思自治的空间。《物权法》第116条规定:“天然孳息, 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 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按照约定。”在对于天然孳息归属的问题上, 物权法做了相对完善的规定。但是也不排斥当事人自由意志确定的归属问题。以使在物权确立过程中体现其灵活性。所谓的所有权自由, 是指所有权人对其所有物使用和处分的自由。 4. 强制取得的是当事人或被转让宅基地使用权转让 物权法对于物权类型的不同所做的变动方式也不尽相同。虽然物权法对大部分涉及公共利益的物权的公示方式都做了严格的限制, 但是在某些具有一些变动性而涉及公共利益不明显的制度则给予了当事人一定的自由空间。例如《物权法》第115条规定:“已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者消灭的, 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以此条文作为基础得出对于未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消灭可以由当事人自由选择而没有进行强制性规定。使当事人可以充分实现意思自治。 二、 已松动的中国台湾的“民法典”法权编 1. 台湾地区“民法”物权法定原则当代价值的肯定 虽然大陆物权法的颁布经历了多年的探讨论证, 但几番投票最终尘埃落定。台湾地区的“民法”物权编也同样经历了一段艰辛漫长的研议, 终于2007年3月28日修正公布。台湾地区“民法”物权编更加加强了对意思自治思想的肯定, 最具有时代意义的莫非于在第757条宣示了物权法定原则已经大幅度松动。第757条的修正并不仅仅代表了条文本身的文字修正, 更多的是将原来的法律规定的物权法定种类, 扩展到了对习惯的认可, 即“物权除依法律或习惯外, 不得创设”。 2. 不动产役权的使用方法 这种“松动”除了承认习惯作为法定物权种类之一之外, 更重要的是物权次类型的开放约定, 即台湾地区“民法”新行物权编增订了第836-2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