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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人身份与商事人格 许多中国科学家认为，商务人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人格。 一、 人格的多样性：权利能力理论和商业理论对罗马法律中的人格的下肢解 (一) 法律人格的绝对性 在罗马法上一个生物意义的人要具有法律人格必须同时具有家父、市民和自由人三种身份, 通用型人格反应的是古罗马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简单性, 有无法律人格的判断具有绝对性, 人在法律上的面孔具有单一性与唯一性, 法律人格的获得既意味着公法主体资格的获得也意味着私法主体资格的获得。私法主体与公法主体, 公民 (罗马法上称为市民) 与自然人, 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所对应的都是同一人格, 即法律人格。 (二) 现代权利能力一般指标论是具有商事人格即法 我国民法学者认为人格具有三层含义:第一, 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权利主体;第二, 作为权利主体法律资格的民事权利能力;第三, 一种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 德国商法上商事主体资格的获得采取的不是权利能力理论, 从《德国商法典》和德国学者的著作理论来看, 德国商法采取的是身份确定人格的做法, “商人”既是一种身份也是商事主体, 商人在获得商人身份的同时获得商事主体资格, 成为商事主体。 实际上, 商事人格并不是特殊的民事人格, 商事人格可以独立于民事人格。在罗马法上即存在不具有罗马法上的法律人格但得为商事主体, 具有商事人格的情形。公元前44年至27年间, 古罗马通过《尤尼亚法 (lex lunia) 》赋予了通过解放奴隶的市民法方式、裁判官方式等解放的奴隶以拉丁人地位, 这种人被称为尤尼亚拉丁人, 其非罗马市民, 不具有法律人格, 但是可以享有“交易权 (ius commercii) ”, 若将考察范围扩大到整个公、私法领域, 则人格之多重性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如果权利能力仅适用于民法领域还是适用于整个私法领域尚存疑问, 那么权利能力无法适用于公法领域当是无疑的。 综上所述, 在私法领域存在两种性质的人格, 通用型的人格无法解决诸法分立下各自的主体资格问题。私法上的“人”可以同时具有民事和商事双重人格, 但也可以只具有单一人格, 同时具有双重人格者如股份有限公司, 仅具有单一民事人格者如民法上的自然人, 仅具有单一商事人格者如罗马万民法上的商人———尤尼亚拉丁人及德国商事合伙。从公私法划分的角度来看, 存在公法上的人格与私法上的人格二重维度, 公法上的权利或权力主体地位由公法上的人格赋予, 私法上的权利主体地位由私法上的人格赋予。由此可见, 如果对“人”作民法意义上的理解, 具有人格者只能是自然人和法人, 那么权利主体的范围比“人”要广, 这就导致一些享有权利主体资格, 具有人格, 事实上已经是权利主体者, 如德国法上的商事合伙, 却并非民法意义上的“人”。因此, 本人建议以权利主体和权力主体的概念代替“人”的概念, 具有人格者依其人格类型不同而称为权利主体或权力主体;或者在保持“人”的概念的基础上扩充“人”的外延, 人除了自然人、法人外还可以包括其他类型的人, 如商人。 (5) (三) 人格多重性的缘由 主体人格由罗马法上的单一通用型人格转变为今天的多重人格, 其原因首先在于法律体系由诸法合一向诸法分立的转变, 致使人格的功能发生了改变。在诸法合一体系下人格为法律主体资格, 用以筛选何者得为法律上的“人”, 无需考虑为何种法律上的“人”, 因为诸法合一, 法律只有一种。在诸法分立体系下, 权利和权力主体出现了多样化, 如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环境、动物也可为一定权利之主体。 而人格多重性的更深层原因在于社会分工与分层的出现与加速。社会分工与分层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出现的现象, 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更加专门化, 成为自己领域的专家。杜尔克姆认为社会分工是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 任何社会都是由其成员所共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而聚集在一起, 社会分工的程度越大, 人们的差别就越大, 他们的规范和价值就越不同。 现代人格理论的缺陷在于将民法上的“人”当作法律上的“人”, 从社会分工理论来看, 是试图以“局部人 (民法上的人) ”替代“完整人 (法律上的人) ”, 将类型化人格 (民事人格) 作为通用型人格使用。以此谬误为逻辑起点也就导致其他类型化人格在法律上被视为无人格, 如德国商事合伙。 二、 身份：商业人格不可或缺的元素 (一) 身份与人格的必要构成要素 自从有了梅因在《古代法》中得出的著名结论, “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 到此处为止, 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现代民商法中主要在亲属法部分会涉及身份, 因此有学者认为:“民法上身份云者, 谓基于亲属法上之相对关系之身份, 有一定身份然后得享有独立权利也。” 既然身份是一种适用特别规范的地位, 那么身份也就意味着特别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不具有该身份就不享有该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