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女监烟毒女犯的惩戒措施.docxVIP

民国时期上海女监烟毒女犯的惩戒措施 自上海开放以来，鸦片贸易迅速增长，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出口和消费城市。20世纪70年代，上海的鸦片贸易产量占世界国内贸易额的71%。及至民国时期，虽有政府及社会倡导厉行烟禁，但是国府以刑罚禁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以致于烟毒在上海的泛滥之势并未因之而消退，反而日趋严重，而且种类亦日渐繁多，除了传统的鸦片烟膏之外，尚有诸如吗啡、红丸、海洛因等各色麻醉毒物充盈全市。尤其是在租界地域，更是成为毒品弥漫的飞地。随之而来的是涉毒犯罪案件的增加，因涉毒而罹陷法网者为数甚多。 据工部局警务处的统计报告，仅在1935年10月份，一个月之内，由公共租界中央捕房毒物组破获涉毒案件24起，逮捕烟犯120名，其他捕房破获涉毒案件126起，逮捕烟犯共400名。 在因涉毒被捕判处刑罚的人犯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女性案犯，以致于在上海女监中，涉毒女犯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江苏第二监狱分监女犯中“有烟瘾者约占全数之半，均系入监时有瘾”。 有鉴于此，上海女监无不重视对于羁押烟毒女犯的戒烟事务，或在监筹设戒烟所，配制戒烟药水实施戒烟，或选提人犯移送社会戒烟机构如济善医院、上海市立人犯戒烟医院进行治疗，以期解除烟犯之毒瘾。目前，学界虽然对于近代以来的烟毒犯罪以及禁烟举措等问题的研究较多， 一、 烟犯及其烟犯的施戒方法 江苏第二监狱分监自设立之后，烟毒女犯日见充斥。至1931年5月份，该监月均羁押人犯二百余口，其中烟毒犯达五六十口之多，并呈有增无减之势。而监中罹患疾病甚而死亡者亦以烟犯居多。 分监长谢福慈认为，烟犯之死亡“虽直接由于病，而间接由于烟，且吸烟者概属体气虚弱，故患病尤不易诊，欲图补救非由根本戒烟不可”。 而且，由于该监经费所限，每月药费仅列支五十元，所购置的戒烟药品，无法满足众多烟犯所需，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此外，由于名额所限，若非重病亦难以提送大量烟犯前往医院戒烟。 为此，1931年5月19日，分监长谢福慈与医士候光迪经再三筹划，决定呈请高二分院在监内附设戒烟所，专为羁押人犯戒烟所用，据其估算，开办戒烟所，购置各种药品及针瓶药具等约需五百元，之后每月需添置药料等费用约需五十元，这些费用拟在烟毒案罚金项下提成、戒烟费内拨发，按月实支实报，列入专案办理，并表示所有各项事务均由监所职员、医士及药剂士兼任，不另支薪。对于附设戒烟所，谢福慈认为，此举虽“用费不巨，而收效实大，于烟犯免致死亡，于社会减少流毒，标本兼治，善莫于此”。 延至是年12月份，高二分院指令分监，批复令在监内划定一部暂作戒烟所，将监内烟犯集禁一处，由医士负责妥为戒烟，以杜再犯。随后，新任分监长赵凤贤即遵令于1932年1月份，划拨监房六间，作为人犯戒烟所，并由医士候光迪负责戒烟事宜。对于戒烟所内的烟犯，其施戒方法，须先诊断烟犯体格之强弱及营养之优劣，予以差别化治疗，“大抵强者易于进行，弱者须事徐缓，凡因病而吸烟者，更须先治其病，然后戒烟”。 戒烟药水的配制，根据需戒烟的人犯数量、烟犯吸食烟毒烟量及烟瘾深浅，确定所需药水之数量，然后向一特地院呈请领取相应所需的鸦片，予以调制而成。烟犯之烟量，均以钱数为标准，鸦片一钱，即烟膏一小匣，约合四格兰姆而弱（每格兰姆合二分六厘），自一钱至三钱，平常称为小量，四钱至六钱为中等量，七钱至一两称为大量，一两以上，实为特大量。为确知烟犯之烟量大小，根据烟犯自报之量，配合二三日同等之戒烟药，令其自行服用，观察其一日用去之数量，即可明确烟犯之详细烟量之多寡。一般而言，烟量大者烟瘾愈深，其戒烟期亦愈长，反之，则较易于戒断。 为了辅助烟犯戒烟，增强其体质，1933年3月，分监长孙雄决定向监所烟病犯提供特别给养，凡不能照常进食者，即发给富有脂肪清润之食物，以资补济，每星期发给两次，每次每人以洋一角为限，应发给何种食物，由分监医士酌定，呈报购办，所需费用拟在每月囚粮预算范围内列报。 分监戒烟所内所需戒烟人犯常在一百余人以上，每月所需用戒烟药水约在十磅左右，所需鸦片数量为一磅，每磅重量为十六两。 因此，所呈请领取的鸦片成色如何将会影响戒烟药水的质量，亦关系到烟犯的身体状况。若所领取的鸦片质地不纯，用以配制药水，不但难以抵脱烟犯烟毒之瘾，而且烟犯服用之后，会极感不适，“因而泄漏不止，虚脱而死者，已数见不鲜”。为此，分监多次要求一特地院拣选较净之质地之烟土，俾资配制适用之药水，“则烟毒犯余生，可以保全”。 分监戒烟所配制戒烟药水，大致每月均需鸦片一磅左右。长此以往，用量亦为不少，鸦片毕竟属于查禁物品，按常理，司法机关缴获后，应定期全数销毁。为此，对于戒烟所多次呈请领取鸦片一事，一特地院亦有所疑虑。1940年3月，一特地院致函分监称“查法院没收鸦片原系违禁物品，本应尽数焚毁，拨给配药事属例外，非不得已不宜轻用，处理自应特别谨慎”。对于烟犯戒烟方法“自应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