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研制工作调查报告（下）.docx

? ?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研制工作调查报告（下） ? ? 文/丰元凯 （接上期） 这四项研制主体在整个70年的时间里，其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低音拉弦乐器研制工作主要是以院团单位的研制人为主体，个人提出方案，试制出样品，如：杨雨森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他经过苦心钻研，改革成功了革胡，在推广过程中，便与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合作形成产业化，大量应用在民族管弦乐队中。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工作的张子锐先生，他一生改革了多种民族乐器，其中包括有低音拉弦乐器。他曾与天津乐器店合作，研制了低胡，在苏州民族乐器一厂工作期间，他又对诸多民族乐器进行改革，其中有大昆琴、四弦大胡等。 上个世纪60～70年代，低音拉弦乐器的研制主体基本是以单位为主体。周总理的指示以及轻工部在苏州召开的低音拉弦乐器座谈会，都为研制低音拉弦乐器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这时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央歌舞团、上海音乐学院、南京民族乐团、新疆歌舞团、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北京民族乐器厂、苏州民族乐器一厂、成都乐器厂、天津民族乐器厂、广州乐器总厂、广州幸福乐器厂、新疆乌鲁木齐依堤伯克乐器厂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过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研制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图1-a 雪平一号大胡琴 图1-b 段廷俊研制的低音马头琴 图1-c 毛特低音拉弦乐器 到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低拉改革者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些单位，如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仍然坚持将民族乐器拉弦乐器改革作为企业的重点工作，另一些单位如四川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香港中乐团、沈阳师范大学、江苏泰兴凤灵集团开也加入到研制行列，并且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一些个人参与到改革的行列，他们不惜投入大量资金，耗费了大量精力，在我国低音拉弦乐器的研制工作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低音拉弦乐器研制工作的骨干力量和中流砥柱。如：文正球（长沙）、陈兴华（西安）、郑荃（北京）、张建平（上海）、段廷俊（呼和浩特）、胡雪平（北京）、李鸿钧（玉溪）、胡振东（开封）、赵振华（沈阳）、毛特（上海）、阮仕春（香港）、王建民（北京）、刘正辉（北京）、张昱（抚顺）等人。文正球老师在他的研制生涯中，共计改革了19种民族低音拉弦乐器，创造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个人改革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数量的最高记录（图1）。 同时，我们也将永远记住那些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改革者，他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思考着各种改革方案，生命不息，改革不止。他们是杨雨森（1926～1980年），张子锐（1918～2017年）、陈泽（1941～2019年）、何夕瑞（1945～2019年）、江云铠（1935～2021年）、武国隆（1940～2021年），他们为民族乐器改革事业所作出的无私奉献，将永远载入民族乐器改革的史册，人们将会永远记住他们。 5．按科研产业化类别划分 在统计之列的96种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目前业已在乐队中应用，或者初步实现产业化大约有22项，占22.91%，其中形成一定批量生产的有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生产的革胡、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拉阮，在民族管弦乐队已经应用的有胡雪平研制的雪平一号大胡琴（在中央民族乐团应用）、段廷俊研制的低音马头琴（在内蒙古歌舞剧院蒙古族民族乐团等单位应用）、阮仕春研制的环保低音革胡（在香港中乐团应用）、李鸿钧、汤应寿研制的四耳胡琴（在云南玉溪聂耳民族乐团应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张建平研制的大瓷琴（在上海民族乐团应用）、陈兴华研制的大贝琴（在北京竹乐团应用）、河南开封王梦贤、胡振东研制的低音葫芦琴、文正球研制的低音文琴（在长沙市文琴乐团应用）。 仍然在科研成果状态的，共有74 项，占77.09%（图2）。 图2-a 中国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研制类别划分 图2-b 中国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研制数量按年代划分 图2-c 中国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研制主体划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低音拉弦乐器的创新改革一直在摸索中前进，领导非常重视，研制者的积极性也非常高，但始终没有一个了断，始终未能得到普及与推广。而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产业和市场状况如何呢？ （1）民族低音拉弦乐器产业状况。由于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是一件完全从无到有的乐器，其难度可想而知。从目前全部创新的96件创新乐器来说，实现小批量生产的只有8类产品，革胡、58型膜振大革胡、64型膜板协振大革胡、79型全板协振大革胡、低音拉阮、低音马头琴、低音拉忽雷、雪平一号大胡琴。按单件产品统计，大约总计生产各类民族低音拉弦乐器2200把，价值人民币2640万元。平均年生产总值为240万元，与整个民族乐器产值相比，微乎其微。曾经生产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企业主要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苏州民族乐器一厂、内蒙古民族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