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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待诏制度比较研究 汉书的历史记录中有大量关于皇帝的记载。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才选拔措施，皇帝的任命制度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在两汉时期名目繁多的待诏种类之中, 西汉的金马门待诏与东汉的鸿都门待诏、鸿都门学因为历史影响较大, 尤其令人瞩目。鸿都门学的前身为鸿都门待制。据《资治通鉴》载:“初, 帝好文学, 自造《皇羲篇》五十章, 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并待制鸿都门下, 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 遂至数十人。” 一、 待诏多为重大 所谓的“待诏”, 据《汉书·哀帝纪》引应劭注曰:“诸以材技征召, 未有正官, 故曰待诏。” 待诏制度除了发挥储蓄人才的作用之外, 还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手段来使用。在帝王初即位或有灾异发生时, 多通过诏举贤良, 征召各类人才的方式, 彰显帝王优宠人才, 尊贤重士的政治姿态, 借以扩大统治基础, 安定社会秩序。如武帝初即位, “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 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 自炫鬻者以千数。” 两汉待诏的处所众多, 于史可辑者有丞相府、公车署、金马门 (宦者署) 、掖庭、别宫、黄门、太学、鸿都门等处。不同处所的待诏所得的待遇也不尽相同。如东方朔待诏公车之时, 所得钱物为“奉一囊粟, 钱二百四十” 作为一位雄才大略、颇有作为的君主, 武帝一朝, 人才称盛, 常为后世所褒叹: 汉之得人, 于兹为盛, 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 是以兴造功业, 制度遗文, 后世莫及。 这种人才辈出, 彬彬称盛局面的形成, 除了与当时其他的一些因素相关之外, 主要还是与武帝求贤若渴, 不拘一格的用人思想以及待诏制度的施行密切关联, 对此, 学界多有论说, 此不赘言。 二、 马端临所称采用的登记 关于鸿都门学与金马门待诏的差别,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称: 按灵帝之鸿都门学即西都孝武时待诏金马门之比也, 然武帝时, 虽文学如司马迁相如、枚皋、东方朔辈亦俱以俳优畜之, 固未尝任以要职。而灵帝时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 士君子皆耻与为列, 则其人品可知。然当时太学诸生三万余人, 其持危言核论以激浊扬清自负者, 诛戮禁锢殆靡孑遗, 而其在学授业者至争第更相告讼, 无复亷耻, 且当时在仕路者, 上自公卿, 下至孝亷、茂材, 皆西园谐价献修宫钱之人矣, 于鸿都学士乎何诛。 在这段话中, 马端临认为武帝时金马门待诏制度与东汉时灵帝创立的鸿都门学有相似之处, 但同时也指出两者的差异。武帝对于这些待诏之人, 即使文学才辩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之辈也仅以俳优畜之, 未尝任以要职, 而灵帝对于这些以“辞赋、尺牍、鸟虫篆”小技进身的鸿都学士却多有“封侯赐爵”者。灵帝选官粗滥, 显而易见。马端临有关金马门待诏与鸿都门学的论断不无合理之处, 但有悖史实的不当之处也是存在的。以下分别加以讨论。 首先, 真正与金马门待诏相类似的不是鸿都门学, 而是鸿都待诏。关于金马门, 裴骃在《史记集解》中注曰:“金马门者, 宫署门也, 门傍有铜马, 故谓之曰金马门。”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 自武帝创金马门待诏之制后, 宣帝、元帝、成帝相沿以成故事。终西汉一朝, 史籍可考的待诏金马门或宦者署者, 武帝朝有6人, 宣帝朝有7人, 元帝朝有2人, 成帝朝有2人, 合计17人。从人数上来看, 武帝朝的金马门待诏人数相当有限, 即使把当时其他各处的待诏合计在内, 其规模也不过数十人, 这样的数量是远远不能和人员数以千记的鸿都门学相比的。而鸿都待诏的人数则在数十人左右, 从人员数量上, 与金马门待诏相近的不是马端临所称的鸿都门学, 而是鸿都待诏;从表格中可知, 在首任官职可考的金马门或宦者署待诏之中, 除了公孙弘以博士为待诏, 初任为左内史之外, 武帝时对于金马门或宦者署待诏的初任官职, 多为郎官, 就其品秩来说并未显出特别优宠之处。而鸿都门学诸生的任职多为高官显爵, “或典州郡, 入为尚书侍中, 封侯赐爵”, 从任职角度来看, 金马门待诏与鸿都门学也不具有可比性。灵帝对于鸿都待诏的任职为“待以不次之位”;武帝初即位时, 也曾“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 待以不次之位。” 其次, 马端临称武帝对于文学才辩之士, 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辈俱以俳优畜之, 未尝任以要职。从表述上来讲, 这种说法过于笼统, 且有夸大不实之处。司马迁、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四人之中, 除东方朔之外, 其余三人皆不在金马门待诏之列, 而且每个人的政治遭际也各不相同。司马迁世承祖业, 为汉太史令, 早年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