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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乐府与太乐分工辨析 东汉班固有明确的记录汉乐村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 ……乃立乐府, 采诗夜诵。” 一、 “少府,秦官有乐府” 对于汉乐府究竟首立于何时, 或者说西汉武帝究竟有没有设立过一个名叫“乐府”的署衙, 否定论者的论辩可谓十分强烈。可是如对他们的论据稍加辨析, 便不难发现这些论据的论证力都很薄弱, 依靠它们根本得不出“汉乐府自汉初已有”的结论。 为了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下面不妨对他们所列的证据一一加以辨析。 第一, 1977年出土的刻有“乐府”二字的秦代编钟, 2000年出土的刻有“乐府丞印”字样的秦代封泥, 2004年出土的刻有“北宫乐府”字样的秦代残磬, 以及《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的如下记载:“少府, 秦官。……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 第二, 《史记》“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 于乐府习常肄旧” 第三, 1983年出土的南越铜铙, 其上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八字。但是需要注意这里的“文帝”乃南越文帝而非汉文帝。虽然南越文帝九年为武帝元光六年 (公元前129年) , 其时也在班固所说的“至武帝定郊祀之礼, ……乃立乐府”前, 但这也同样不能证明乐府自汉初已立。因为正如《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等史籍所载:秦始皇平定南越之后, 值秦末战乱, 时在南越担任龙川县令的赵佗遂乘势而起, 自称武王, 并于孝惠、孝文之交一度称帝。后虽去帝号, 自称藩臣, “然其居国, 窃如故号”, 实际上还是一个小朝廷。赵佗死后, 他的孙子赵胡即位, 此为文王。文王死后, 其子赵婴齐即位, 此为明王, 终其一生, 也仍然不愿“用汉法, 比内诸侯” 第四, 陈直《汉封泥考略》所列之汉代封泥“乐府钟官”与“齐乐府印”, 这两个证据对于西汉乐府立于何时也同样缺乏论证力。因为在这篇文章中陈直对包括这两枚封泥在内的绝大多数封泥的镌刻时间, 除了在开头笼统指出“以出土者论之, 皆为西汉景、武、昭、宣间物”外, 便很少再有其他论述。譬如在考及“乐府钟官”时, 作者只说道“《公卿表》云:水衡都尉属官有钟官令丞”, 在考及“齐乐府印”时, 作者也仅引“《公卿表》云:少府属官有乐府令丞。太常属官有太乐令丞。乐府疑即太乐之初名” 由以上所述不难看出, 古籍中的“矛盾”记载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考古新发现, 都只能说明乐府之署秦代已设, 但并不能说明西汉乐府自汉初已立。对于武帝与乐府的关系, 我们并不能由此获得一明确的认识。 二、 乐府与新东南角 为了对乐府与武帝的关系有一个更好的说明, 下面我们必须首先探讨一下太乐与乐府的分工。有关太乐与乐府的分工, 前人也有多种看法。如王运熙曰:“西汉乐官有太乐、乐府二署, 分掌雅乐、俗乐。” 前人有关太乐与乐府的分工看法如此复杂, 那么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从目前我们见到的材料看, 其主要区别就表现在太乐掌管宗庙乐, 而乐府掌管郊祀乐和兵法武乐。 第一, 太乐掌管宗庙乐。《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奉常, 秦官, 掌宗庙礼仪, 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 第二, 乐府掌管郊祀乐。《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少府, 秦官, 掌山海池泽之税, 以给共养, 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 第三, 乐府兼掌兵法武乐。这由《汉书·礼乐志》所载哀帝罢乐府诏也同样可以看得很清楚:“其罢乐府官。……古兵法武乐, 在经非郑卫之乐者, 条奏, 别属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江南鼓员”“骑吹鼓员”“歌鼓员”等, “凡鼓十二, 员百二十八人, 朝贺置酒陈殿下, 应古兵法”, “皆不可罢”, “可领属太乐”;“沛吹鼓员”“族歌鼓员”“商乐鼓员”等, “凡鼓八, 员百二十八人, 朝贺置酒, 陈前殿房中, 不应经法”, “可罢”。十分明显, 乐府在掌管郊祀乐的同时, 也掌兵法武乐, 而兵法武乐又可分为“陈殿下”“应古兵法”的古兵法武乐和“陈前殿房中”“不应经法”也即不“应古兵法”的新兵法武乐。这两者皆用于“朝贺置酒”, 在乐府与太乐并立期间归乐府管辖。在哀帝罢乐府后, 新兵法武乐遭到废黜, 古兵法武乐也归太乐管辖。 当然, 太乐与乐府除分工之外, 也有相通的地方, 那就是它们和另外两个内廷机构黄门、掖庭一样, 同样都承担着为统治者提供纯粹的声色歌舞的娱乐服务工作。如上文孔光、何武奏答哀帝罢乐府诏说:“楚四会员十七人, 巴四会员十二人, 铫四会员十二人, 齐四会员十九人, 蔡讴员三人, 齐讴员六人, 竽瑟钟磬员五人, 皆郑声。” 三、 “乐府”、“乐府”、“于乐府”、“性比”均为泛称 弄明了太乐与乐府的分工, 则《史记》《汉书》等古籍中的“乐府”“乐府令”是否为泛指也不难证明。要真正弄清乐府与武帝的关系, 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