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时期佛教书本编纂与刘义庆的政治避败.docxVIP

刘宋时期佛教书本编纂与刘义庆的政治避败 临安王刘义庆对文学有着期待。由于对宗族的期望，文学学者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和编纂活动，尤其是《世说新语》。学者历来对《世说》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对其他志怪小说如《宣验记》等的研究却不太重视。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研究刘义庆志怪小说的建设性成果。例如,《已始“有意为小说”——〈幽明录〉散论》1,《盛弘之〈荆州记〉与〈幽明录〉成书关系之考察》2,《〈幽冥录〉研究》3等。拙作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材料,对《宣验记》的成书情况、背景,刘义庆本人与幕僚的奉佛活动以及文本中体现的佛教文化加以论述。 一、 刘义庆的书法学思想 目前所见最早著录《宣验记》一书的是《隋书·经籍志》,一般被归于史部杂传类,共十三卷(一本作三十卷),但两《唐书》均不见载。宋代《太平广记》引录八条,又作《灵验记》者一条。《说郛》、《五朝小说》、《锦囊小史》均有辑本一卷。鲁迅《古小说钩沉》(以下简称“《钩沉》”本)辑录三十五条4,是辑录最多也是目前最通行的本子。近人有李格非、吴志达主编《文言小说》选录了六条。 关于刘义庆志怪小说的编纂时间和地点,历来有“江州中心论”的说法。但这一说法已被范子烨、宁稼雨等人推翻,一般认为《宣验记》等的成书时间是刘义庆晚年任职南兖州时期(元嘉十六年之后),与他“晚节奉养沙门”5的活动保持一致。 关于《宣验记》的成书背景,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的社会风气。刘宋一朝,佛教极为兴盛,笃信佛教者甚多,而且对社会文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释法琳《辨证论》卷三《十代奉法上篇》云:“宋世诸王,并怀文藻,大习佛经。每月六斋,自持八戒。笃好文雅,义庆最优……麾下将士,咸使诵经。著《宣验记》,赞述三宝。”6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也说“南朝佛法之隆盛,约有三时。一在元嘉之世”7,“南朝王子颇多信佛”8等等。唐代智昇《开元释教录》记载,刘宋时期译经人数为22人,译经465部,711卷,在整个南朝都是最多的9。另有建寺,造像者更是不计其数。刘义庆组织的文学创作活动就是在这种时代风气下进行的,《宣验记》的编纂与这些因素关系密切。 从现存的刘义庆作品来看,按编纂的先后顺序依次为《集林》、《后汉书》、《徐州先贤传》、《世说》、《幽明录》、《宣验记》,书籍所表现的内容明显有一个由传统政治道德向佛教思想渐变的过程。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的转变呢?这里征引《旧唐书·音乐志》的相关记载,似能说明问题:“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义康于豫章。义庆时为江州,至镇,相见而哭,为帝所怪,征还宅,大惧。姬妾夜闻乌啼声,扣宅閤云:‘明日应有赦。’其年更为南兖州刺史”10。再结合《资治通鉴》来看,刘裕第三子宜都王刘义隆掌握政权之后,于元嘉三年(426),相继处死辅政大臣徐羡之等人;元嘉七年(430),诛兖州刺史竺灵秀;十三年(436),杀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济;二十年(443),害雍州刺史刘道真,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等。皇族内部争权夺位,诛杀异己,以致人心惶惶,朝堂震荡。另据《宋书·宗室传》说义庆“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11,虽然说早期佛教徒是不允许骑马的,晚年奉佛的刘义庆不骑马也在情理之中,可以足信,但这里的“世路艰难”也可能指一种政治仕途的艰险环境,此处可能是出于史官的隐晦笔法。结合这三则材料来看,刘义庆晚年笃信佛法,编纂书籍的行为,当为一种政治避祸的韬晦行为。 《宣验记》历来被看作是一部佛教之书,《法苑珠林》卷十六《发愿部第五》云:“晋世有谯国戴奎字道安者,……宋临川康王撰《宣验记》,亦载其显瑞”,以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释氏教辅之书……遗文可见者,有宋刘义庆《宣验记》……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12,都说明《宣验记》的编纂是为了宣扬佛教的。结合晋宋之际的学术流变,“神灭”与“神不灭”论仍为争论的主题。自从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到范缜的《神灭论》,其间关于两者之间的辩论就一直延绵不绝。释慧琳于元嘉十年左右著《白黑论》,受到文帝赏识;宗炳著《明佛论》(又名《神不灭论》),与何承天争辩,颜延之与何承天《达性论》争辩,争辩的主题都是“神不灭”。执“神灭”论的范晔欲著《无鬼论》13,“任城彭丞著《无三世论》,僧含作《神不灭论》以抗之”14,可见当时双方讨论非常激烈,影响较大。晚年作为佛教徒的刘义庆本人,恐怕也不得不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据此推断,《宣验记》的撰写也是出于宣扬形神因果论的思想,以报应之说,劝人为善。 二、 刘义庆与佛教的交融 《宣验记》是一部释教之书,而且出于众人之手,作为编纂者的刘义庆本人以及幕僚,大多也是信奉佛教的。我们可以透过这种交游,对当时刘宋一朝的佛教活动与文化交融有所了解。反过来,《宣验记》中的佛教故事,也是时代风气的一个侧面反映。 (一) 刘义庆与其他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