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善换乘,及长以世路艰难论《世说新语》对人的审视及其依据.docxVIP

少善换乘,及长以世路艰难论《世说新语》对人的审视及其依据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编年史的杰作。它记录了从汉代到魏晋的300多年的人员。它的丰富内容一直为研究人员所忽视。本文试图探讨刘义庆为何要纂辑这部书,怎样对人物进行审视及其思想依据。 一、 刘义庆的世路艰难 关于刘义庆的生平事迹,沈约《宋书》卷五一下有这样一段文字:“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唐代李延寿修《南史》时,有关刘义庆生平的部分,基本上沿袭了《宋书》,却把“世路艰难”四字删去了,可见他并不理解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其实,这里所谓的“世路艰难”并不是实指路途难行,而是另有喻意。只要我们对此进行一番考察,就会发现它与刘义庆的身世有着密切关系。首先,从史学的角度来看,沈约修的《宋书》大都沿用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等人在刘宋朝所修的旧史。1而何、山、苏、徐等人生活在刘宋朝,对本朝历史的了解应该较为确切、可靠,只是他们在修史时对当朝的一些事实不敢直接道出而已。所谓“世路艰难”,是旧史里的隐晦之辞。其次,检索《宋书》,我们还可以发现,卷八六刘传云:“以世路纠纷,有怀止足”,卷五三张永传载张畅与永书,其中有“当今世故艰迫”的词句。“世路纠纷”、“世故艰迫”与“世路艰难”的含义极为相近,亦当是隐晦之辞。可见,沈约沿用“世路艰难”,必有所据。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刘义庆(403一444)生活的主要年代正是刘宋朝最为平静的宋文帝刘义隆统治时期(424—453),此时出现了东晋以来未曾有过的繁荣气象。《宋书》本纪在史臣论中说宋文帝时期“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宴,四海谧如也”。那么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刘义庆有何“世路艰难”之可言呢?很显然,作为皇族宗室之一员,若从社会动乱或生活困苦方面找原因,都是难以成立的。但是,正如历史上任何一个繁荣时期都有其难以掩饰的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和凶杀等情况一样,刘宋时期也不例外。因而,“世路艰难”也不难在统治者内部相互关系中找到答案。 刘宋朝是在东晋末年强藩割据的纷乱中由寒门刘裕建立起来的,从他开始,历代皇帝对政权都特别敏感。刘裕本人独掌大权,选用寒门作辅佐,改用皇子作镇将,处处存防犯之心。刘义隆是刘裕第三个儿子,他即位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皇族大臣颇多猜忌,加以他“有虚劳疾,寝顿积年,每意所想,便觉心中痛烈,属纩者相系”,①2身体极其不佳,因而对他人的举动尤其关注,深恐危及他的皇位。他自己也说过,“于左右为少恩”②3。实际上,他的刻薄少恩不仅仅是对待左右人员,对待大臣和宗室也是如此。从他即位到刘义庆死去的那一年,先后被诛的大臣和宗室就有徐羡之、傅亮、谢晦、徐佩之、竺灵秀、檀道济、刘湛等人,可见其残杀程度之烈。此外,刘宋朝原有的典签制在此时开始厉行。每一镇将,不论宗室或功臣,皇帝都派遣自己的亲信去做典签官,代镇将掌握实权或分掌实权,并且监视镇将的行动,防范之心十分严重。《宋书》卷五一刘义庆本传载:“(元嘉)八年,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刘义隆“诏譬之”,但刘义庆“固求解卜射”,终于得为荆州刺史,离京出任。同时,他“性谦虚,始至及去镇,迎送物并不受”,行动极其小心谨慎,当出自避祸之顾虑。可见,刘义隆对大臣和宗室诸王的无端怀疑和猜忌,使刘义庆担心会祸及自身,使他感到在政治上“世路艰难”。为了避免祸害,保全生命,他“不复跨马”了。 另一方面,刘义隆统治时期尽管在政治生活中充满猜忌和凶杀等情况,但在文学创作上却表露出另一番景象。《宋书》载刘义隆“博涉经史,善隶书”③4,“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可见他喜爱文学,颇具文才。也许正是因为文学是上至皇帝都“好为”之事,所以“爱好文义”的刘义庆受到了刘义隆的赏识。《宋书》载:“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刘义隆相当重视刘义庆的文才。在这种特殊的情势下,“不复跨马”的刘义庆“招聚文学之士”,④5游心著述,纂辑《世说新语》,便不至于会遭到猜忌以致祸及自身了。然而,就刘义庆本人而言,纂辑前人的遗闻轶事,断然不仅仅是游戏娱心而已,而是另有一番目的的。 “此人皆意有所结郁,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发愤著书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就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说法,立言被看成一项不朽的事业。曹丕《典论·论文》对文章的作用进行了透彻的发挥:“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作为一种文化沉淀,发愤著书和文章留名的思想对古人从事著述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刘义庆纂辑《世说新语》大约就有这个因素。作为皇族宗室、身为临川王的刘义庆,由于长期的生活环境影响,自有一番立德、立功的理想和志向,他“少善骑乘”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