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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敌占区中学教育事业发展研究 一 战时国立中学是西迁的产物 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西迁，这是日本侵略者的入侵造成的。早在日本侵占东北后,就强行关闭了我东北三省境内所有学校,随之利用我原有的学校设施进行所谓的整顿、恢复和发展,将整个东北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完全纳入其殖民主义的教育体系。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寇又在所占领区域对我文教事业进行破坏和摧残,不少学校成为废墟,广大师生流离失所。为免重蹈东北境内学校的覆辙和尽量减少教育事业的损失,很多位于战区的学校纷纷迁往抗战大后方的西南、西北地区。在这场特殊的教育西迁中,西迁中学按其主办性质及所属关系,其迁办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出面将各西迁中等学校及其师生重新组合而创建起的一些国立中学;一类是伴随着各西迁高校而前往西部的有关高校的附属中学;再就是以各校为单位整体迁至西部的各公立、私立中学,后者既有省立、市立、县立者,亦有由私人或某些组织、团体主办者。 其一,国立中学的创办,是国民政府战时教育应变的一大措施。在抗战爆发后,因为战事紧张,很多处于战区的中学无法继续维持而被迫自行解散,加之大片国土沦入敌手,造成大批失学中学生向后方四处流亡。国民政府教育部面对这种情形,便开始着手收容这些失学中学生的工作。先是通告失学中学生前往登记,分发至各公私立中学减免学费入学,随之成立以省名命名的各临时中学和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开办中山中学班登记收容战区流亡来的失学中学生,后因陆续迁来的学生数量日益增加,教育部便改办成一批战时国立中学,承担起收容战区失学中学生的主要责任。教育部为了救济青年失学学生并发挥教育功能增加抗战实力的目的,先后于抗战期间创办了34所国立中学。从狭义上说,部分国中就是由原战区公私立中学在转迁西部的过程中直接改设的,如国立八中、十四中、十八中、二十一中、二十二中、汉民中学、东北中学,还有一部分是先在战区设立后再转迁于西部,如国立一中、东北中山中学。从广义上说,所有国立中学都是为救济收容战区流亡后方的战区中学教师和学生而设,34所国中里仅有3所未曾涉足西部,而且其中很多学校自创办之日起也随着战局不断变化而四处流亡迁徙,成为名副其实的“流亡中学”,加之其办学主体的特殊性和招生目的的针对性以及生源的特定性,成为抗战时期中学西迁中一个尤为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 现将当时设于西部各省的国立中学列表如下: 其二,高校附中的转迁,是战时高校西迁的随行者。这类西迁中学,应以南开大学附中分校的创办为其嚆矢。早在1936年初,时为南开校长的张伯苓先生因禁烟会议之便入川,因“默查敌寇野心欲望无穷,而教育事业不可一日终止,故即决意在渝另建中学”。其返回南京后面谒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征得后者的大力支持及捐助五万元捐款。这所定名为“南渝中学”的新校于当年2月便开始在重庆沙坪坝动工,暑期过后即行招生开学。一年后,抗战爆发,大批原南开中学退往后方的师生自然相率投奔而来,幸亏渝校各项建筑多已齐备,“各项计划之未雨绸缪,故能迅赴事机,切合需要”。1938年9月,南渝中学董事会一致议决将校名改为南开学校,除呈请教育部备案外,还将当年的10月17日定为该校成立25周年纪念日,使其名正言顺的接过天津南开学校的衣钵。随着战局的变化,很多其他高校的附中也随同本校陆续迁到了西部地区。这批中学的数量虽然不多,但西迁后的情况却比较复杂:有的附中是在所属高校本部所在地就近择址办学,如武昌艺术专科学校附中与其本部俱迁到四川江津,国立社会学院附属中学迁至重庆青木关,距其校本部所在地壁山亦为不远;有的附中乃是随所属高校之分部一同西迁,如私立光华大学本部避入上海租界,而其分校与附中西迁至成都西郊;更特别的是,有的高校附中虽然与其所属高校都迁入西部地区,但几经辗转,最终迁定后的所在地却相距甚远:如国立中央大学迁至重庆,而其实验学校却在贵阳;还有的附中因为高校合并的关系,自身的校名在西迁后也发生了变易,如北平师范大学附中因北平师大与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合而复分,最终方定名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P93)。当时,还有一部分高校在西迁后也新办起了自己的附属中学,如中华大学办有湘校、渝校两所中学,武汉大学在乐山开办有附中,西南联大在昆明办有昆华中学等(P26)。无论是高校携同西迁或是新设之附中,虽然为数总计不过十几所,但凭借其高校显赫的声名及有力的师资保障,影响不容小视。现根据有关资料,将抗战时期西迁高校的附属中学列表如下: 其三,各公、私立中学的独自西迁,是战时西迁中学的主力军。随着战区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学通过不懈努力,克服重重困难,陆续迁到了战时大后方。这批中学多来自上海、江苏、湖北等省市和平津地区,山东、山西、湖南、安徽等省也有一些中学进行了迁移。其中以迁入四川、重庆地区的中学数量为最,也有的在云贵陕甘等省择地重建校址,还有一部分迁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