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园声景恢复性效益感知的个体影响因素研究.docx

? ? 城市公园声景恢复性效益感知的个体影响因素研究 ? ? 刘 江 郭 渲 洪昕晨 张雪葳 城市噪声污染是影响城市居民身心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应对噪声污染的传统途径是控制声源或采用隔音屏障及吸声材料。然而，仅通过控制噪声并不能有效满足人们的需求，城市中令人愉悦的自然声、人文声等在提升声环境品质方面的作用未受到足够关注。声景研究关注积极声音的作用、探讨个体对声环境的主观感知，为寻求多样化的噪声解决途径、塑造良好的声环境指明了方向[1]。 自然环境对人体身心健康具有促进作用。已有学者通过实验室实验、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声景恢复性效益进行了验证和量化。例如，通过对比暴露在不同声音场景下的生理指标的前后变化，验证了自然声对于生理恢复具有显著影响[2-4]。研究者还通过主观评价的方式收集声景恢复数据，包括情绪自省量表(BMIS)、恢复感知量表(PRS)，以及针对声景的恢复性感知量表(PRSS)等，研究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城市公园等绿色空间中声景恢复性效益的存在[5-6]，也识别出了一些影响声景恢复性效益的因素。在一项城市公园的研究中发现，对公园的评价及在公园中的行为都会影响人们对声景恢复性效益的感知[7]；而在高密度城市中，公园不同区域的声学事件组成和景观特征对声景恢复性效益感知具有直接影响[8]。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声景和恢复性环境研究均已考虑到个人的社会人口特征、心理状态及生活方式等会对声景的感知和恢复性感知产生影响[9-10]。如Payne发现游览公园频率越高的人，其声景恢复性感知越高[7]；Shu等发现，不同于成人认为的建筑环境中的自然声音更具恢复性，儿童认为歌唱声和音乐声是教室里最能放松身心的声音[11]；Jeon等在人格特征对感知声景恢复性效益的影响研究中发现，基于获得经验的特质对感知城市声景恢复效果的影响大于先天特质[12]。城市公园自然景观相对集中，其声景的恢复性效益也愈发受到关注[5，13-14]。在“人本设计”的理念下，学界已逐渐重视不同群体的声景恢复性效益感知差异，但尚未有研究开展个体因素对声景恢复性效益感知影响的系统分析。而设计师在恢复性声景设计营造实践中，需要更多的理论依据来确定不同特征人群对声景恢复的偏好和需求，以及不同类型声源的恢复性潜力。 因此，本研究以福州市5个城市公园为例，基于对公园游客的公众调查，探究不同类型城市公园中的声景恢复性效益特征及差异，并从游客的心理状态、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与居住、游玩时间相关的因素等多方面探究个体因素对声景恢复性效益感知的影响，识别影响声景恢复性效益感知的关键个体因素，以期为城市公园声景营造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本研究综合考虑福州城市公园的区位分布、公园内部环境及公园的游客数量，选取了福州市5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公园作为研究区域(图1)，包括西湖公园(42.51hm2)——福州现保留最完整的古典园林，公园内近3/4的面积为水体；左海公园(35.47hm2)——以“五洲主题”为特色的多风格融合公园；福州国家森林公园(以下简称“森林公园”，859.33hm2)——福建首个国家级森林公园，是具有丰富植物资源的科教基地；温泉公园(10hm2)——具有丰富水景的典型欧式风格公园；晋安公园(68.27hm2)——近期依据现代城市公园和生态工程设计理念建成。这些公园具有良好的环境且各具特色，在福州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人流量较大，游客来源丰富，能够较好地满足研究多类型人群的样本需求。在前期调研中，对公园中的典型声源进行记录和分类(表1)，包括自然声、人类声、机械声三大类共15种典型声源，其中自然声共7种。 图1 福州市5个案例公园的区位及影像图(底图引自“规划云”网站，影像图引自谷歌地球) 1.2 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问卷包含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对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进行调查，内容包括性别(男、女)、年龄(＜18、18～24、25～40、41～60、＞60岁)、职业(学生、有工作、无工作)、教育背景(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本科或大专、研究生及以上)、游览公园的频率(偶尔来、至少2周1次、每周2～4次、每周5～7次、每周7次以上)、每次在公园游玩的时间(1 h 以内、1～2h、2～3h、3～4h、6h及以上)，以及从家到公园所需的时间(15min以内、15～30min、30～45min、45～60min、60min及以上)。 第二部分是对受访者的心理状态进行调查，包含压力水平、噪声敏感度、受噪声干扰程度、自然联结程度及对恢复的需求5个部分。其中压力水平选自情绪自评量表(DASS-21)中的压力量表，共7个描述语，采用4级量表进行评价(1-不符合，4-总是符合)，最终分数通过7个描述语评价分数相加后乘以2得出[15]；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