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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字》与圣经文学 关于霍桑本人及其作品的“红色字”，每个人都会感到非常自信，没有必要支付更多的钢笔和墨水。但有关作者及作品与基督教和圣经文学的关系, 文学研究者少有著述。以下本人就抛砖引玉, 讨论有关圣经文学在《红字》中的投射或在圣经文学中观照下的《红字》。 1 《神学》:西方文学在中国的最佳位置 国内有一个专门研究圣经文学的学者梁工, 他指出:“在人类文明史上, 《圣经》至少占了两个世界之最:译本最多, 发行量最大。有关资料表明, 截至1988年, 《圣经》 (或其部分经卷) 已被译成1884种文字或方言, 成书后几乎每年有新译本行世;总发行量难以估算, 在现当代每年发行数千万册, 有时逾亿册。因拥有历代的无数读者, 在西方, 它的影响已渗入政治、法律、哲学、道德、伦理、文学、史学、美术、音乐……直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位名叫麦克非 (Mc Afee) 的现代学者曾说:‘假如所有的《圣经》都被销毁了, 仅仅从各城市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 收集其它书中引用过的《圣经》字句, 就仍能把《圣经》的主要部分重新拼凑起来。几乎所有伟大作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圣经》对自己的影响。’这种说法是切合实际的。假如没有《圣经》, 一部西方文化史将是另一种面目。”(梁工2012) 那么《圣经》在中国的影响如何呢?据查, 基督教在唐太宗贞观九年以景教的名称入中国。《圣经》被译成深文理、浅文理、白话体, 一直到现当代汉语版本的过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尤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思想、内容、文体、语言等得以完善和发展, 从中体现和证明了自身的文学价值。自19世纪上半叶, 《圣经》典故在中国也日益流传开来。中国现代名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等, 都曾在作品中熟练地引用《圣经》中的箴言和故事。茅盾的小说《参孙的复仇》和《耶稣之死》分别取材于《旧约.士师记》和《新约.福音书》。艾青为一首小诗的题辞是“一粒麦子死了, 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此语出自《约翰福音》。 朱光潜先生曾将文学与哲学进行过比较, 附带讨论了宗教和文学的关系。他说:“诗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 但是它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 就不容易达到深广的境界, 诗好比一株花, 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 土壤不肥沃, 根就不能深, 花就不能茂。” 可以这么说, 哲学和宗教一样, 是最能表现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产品。因此, 在跨文化的比较文学中, 如果想绕过不同的文化中的哲学与宗教, 对于文学的研究和解释也就只能停留在浅层次上。对于西方文学的研究更是无法绕开宗教, 自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到西方进入中世纪以后, 基督教逐步成为各国的全民宗教, 因而其文学就只能从基督教文化中吸吮乳汁。“尽管中世纪以来有些作家、作品从古希腊、罗马历史中发掘题材, 因此也再现了古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奥林匹斯教”但这只是少数, 西方文学在这一时期已被打上了无法抹去的基督教单色烙印。而谈到基督教文学, 中世纪以前的的西方文学是一个不得不提及的关键环节。基督教及其经典《圣经》, 在西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无论是在基督教产生之初和黑暗的中世纪, 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文学流变如此之快的近现代, 基督教不但在艺术上给与西方文学以给养, 更在精神上给西方文化以支撑, 可以说, 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文学。 2 圣经中的人物原型 2.1 海斯的神性形象 海斯特白兰一方面由于通奸罪受到惩罚而不得不在胸前佩戴红色的字母A (adultery通奸) , 另一方面她通过自己的善良天性和努力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她那不光彩的过去被她的好心及神圣所取代, 她的形象及性格美德反映了某个圣经人物。 面对宗教的压迫及大家的蔑视, 她具有勇敢及不屈服的表现。“狱吏左手高高举起权杖, 右手抓住年轻妇女的肩膀将她朝前拉;走到门槛边, 女人推开了他, 她这动作显示了她天然的端庄和倔强的个性。她似乎是自觉自愿地步出门外。”(霍桑P9) “于是, 索兴用一条胳膊架着孩子, 她虽然面孔红得发烧, 却露出高傲的微笑, 用毫无愧色的目光环视着她的同镇居民和街坊邻居。” (P9) 正如伪装的丁美斯戴尔, 她的情夫所说:”这个女人的心是多么有力而宽广啊!” (P35) 从以上节选可知她非常倔强、不屈而又保持自己的尊严, 相比之下看热闹的大众及她的情夫显得冷血而残酷。霍桑在有罪和无罪之间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由此突出了海斯特的神性形象。作者这样赞美她的神性:“在这些清教徒的人群之间, 若是有一个罗马天主教的话, 会从这个怀抱孩子的美丽妇人身上, 会从她那如画的服装和态度中, 想起了圣母的形象——过去无数著名的画家竞相表现的画像。” (P15) 而且即使她的针线活也带有某种吸引人的神性。“她的裙袍的前胸上露出了一个用红色细布做就、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