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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在三教合一中的演化 摘要：儒释道三教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三教为了各自的发展，都不同程度的排斥和吸融其他二教。道教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不同的发展时期从各个层面吸佛纳儒，有力的推动了三教合一的形成和发展。本文通过搜集、采用一些道教经典等材料，以及对道教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的研究，归纳了道教在推动三教合一的过程中自身的发展与演化。 关键词：道教三教合一演化 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自汉末佛教传入中国、道教形成之后，中国文化由汉武帝时代以来的儒家一统天下，逐渐演变为儒、释、道三元共轭的格局，这种特殊的多元文化结构一直维系到近代。在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儒、释、道三教鼎足而立，互相交涉，经过多次斗争又相互影响，最终趋归融合，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至今。继承先秦道家兼容并蓄之学风的道教，更是大幅度的融摄、吸收佛、儒二家之学建构起自家庞大而驳杂的思想体系。道教以中华本土传统信仰为基础，广泛的吸收融合诸家文化之精华，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也各有不同： 一、汉魏两晋时期： 这一时期是儒释道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三家的基本情况是儒学的历史最长，但需要根据心得形势进行必要的改造，佛教刚入中国，尚未站稳脚跟，道教刚刚建立，各方面都较幼稚原始，三家要忙于自己的事务，彼此的直接冲突较少，相反，儒学为了改造需要从别的思想来汲取营养，佛教为了在中国生根立足，需要迎合迁就儒道，道教为了自己的建设，需要向儒释汲取必要的养料，而主要表现为对儒家思想的吸收。这一时期，随着道教被一些最高统治者接受，传播于世胄高门，大批高级士族人士加入道教，成为它的信徒，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天师世家，大批高级士族的涌入，必然会将他们的思想带入道教中来，所以这一时期道教的代表人物丹阳葛洪提出了以神仙养生为主内、儒术应世为外的主张。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纲常名教结合，建立了一套长生成仙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道教的思想内容。葛洪曾在《抱朴子》中说：“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德；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此所以百家之君长，仁义之祖宗也。”①这里把“道，看做仁义之祖宗，把仁义看做由“道”化生而来，实际上是把儒家仁义纳入了他的“不言而化行”的“道”之中。他还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8页说：“夫所谓道，岂唯养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①显然，葛洪已把道家“不言而化行”的“道”等同于《周易》的“三才”之道，从而包括儒家的仁义之道。因此，为道也应当包括仁义之道。经过葛洪对道教的改造，使得这一时期很多儒家思想都融入到了道教的思想当中，借此壮大了道教自身，同时使道教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为日后容纳其他思想和观点创造了基本条件，为三教合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道教积极效仿和吸取佛教思想，同时继续容纳佛教，对三教合一的产生和形成起了催化作用。道教从东晋末就开始吸取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南北朝时，道教的主要门派上清派、灵宝派等在晋末的基础上，继续大量吸收佛教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地狱天堂等思想。北魏道士寇谦之的《老君音诵戒经》宣讲“六道轮回”告诫世人若行为不端，便受到惩罚“重罪之者，转生虫畜”。②他在《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中宣称，生时不修善治身，死后会“幽囚地狱，苦恼三途，轮转五道，来生当为下贱。”③在仪规上，道教效仿佛教，逐步设立了一套戒规礼仪制度。通过寇谦之于陆修静等人的努力，道教规诫教仪规范化、制度化，从而摆脱了其原始形态，逐渐趋于成熟。在具体修行上，一些道士对佛理佛规身体力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陶弘景。他佛道并修，自称是“释迦佛陀弟子”，敬重佛法，率弟子读佛经，又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他临终前还叮嘱弟子，要以“大袈裟覆念蒙首足”。宋齐之际道士顾欢作《夷夏论》引用佛、道二家的经书以证明二教同源，主张调和二教。 儒家伦理和儒教信仰促进了早期道教的形成，在道教变革更新的过程中被纳入道教体系，渗入到道教的各个方面。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时很注重吸取儒家礼法和儒教教理，认为道教的“建功斋清”、“诵诫”“建功香火”等斋蘸仪式的目的是以礼祈求神灵，各种长生成仙道术及其修炼必须“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炼”④，陆修静从道教的角度呼吁民众内修慈孝，外行敬让，助国扶命。陶弘景则更进一步改革道教，在其重要道书《真灵位业图》中，将黄帝、尧、舜、孔子、颜回等儒家圣贤引入道教神团，于老聃列在同一级位。“孝”本是儒家的伦理规范和信条，道教经书《孝子报恩成道经》却专论孝道：“孝治天下，不劳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4页李养正：《道教概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