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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拉克军事崛起看美国未来 众所周知，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具有相当大的全球优势，因此有人不夸张地称之为“单极时间”。然而, 自“9·11”事件至今, 尤其是伊拉克战争至今, 美国遭遇了苏联权势衰落以来空前严重的困难和挑战, 其国际权势发生广泛和深刻的逆转。这样的事态发展最直接地说是由跨国恐怖主义、“反恐战争第二阶段”和伊拉克战后局势导致。在这种形势下, 美国无法专心致力于先前大致形成的地缘政治基本目标并 (与相反情况下相比) 有效阻滞一个长期趋势, 即其他实在或潜在的权势中心 (当然首先是中国) 逐渐崛起和壮大。 美国对外政策的“形势性不强” 跨国恐怖主义以其引起空前震撼的“9·11”袭击事件, 凸现了美国权势在穆斯林世界面对的巨大、经久和异常难以克制的挑战。不仅如此, 它造成了对美国国家资源、精力和注意力的长时间重大牵制。不仅如此, 主要由于“反恐战争第二阶段”态势和悍然发动对伊战争, 美国力量的一大基本成分——发达国家政治/军事同盟体系已被美国自己相当严重地削弱。同样由于“反恐战争第二阶段”态势和对伊战争, 美国力量的另一大成分即它在世界上的威望大为失落, 其中特别包括“9·11”袭击事件给美国带来的“道义优势”和世界政治“议题优势”。 同样的原因是, 美国国内舆论凝聚力和公众对行政当局的支持力被大大削弱。对美国政府来说尤为痛苦的是, 美国已在地区性大国伊拉克境内陷入了非常严重和极难克服的军事和政治困难。军事上 (援引本文作者2003年4月发表的估计) , “一支外国大军在经过缺乏合法性的一场武力征服后, 几乎完全得不到任何可观的当地武装力量的协助来履行对整个国家的占领、‘平定’和治安等事务”;“对伊大规模持久军事占领势将严重制约美国处理世界其他地方 (特别是朝鲜半岛和中近东其他某些地区) 可能发生的重大危机的资源和精力……换句话说, 对伊大规模持久军事占领多半将构成‘美利坚帝国’近30年来未曾有过的严重过度伸展, 从而使得美国一段时期内在颇大程度上失去一个全球性强国必需的军事‘灵活反应’能力。”政治上, “一支外国大军在经过一场全然缺乏有组织的‘政治内应’的急速征服后, 面对世界现代征服史上很不常见的一种局面:没有任何当地‘行政基础设施’即管理机构体系可资利用, 以致随军事胜利而来的是当地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连同其必然的混乱, 而且是在一个人口多达几千万、现代化程度总的来说颇低、而且潜在的政治分裂因素差不多比比皆是的国家之内。” 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 美国国内舆论在对外政策方面严重分裂。布什总统在美国公众中间的声望陡降和共和党在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的惨败无可怀疑地凸现了这一点。这表明, 美国权势和权势意志的一大基础——国内舆论凝聚力和大多数公众关于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共识——已经瓦解。美国社会甚至连同布什政府自己现在面对的最大麻烦是在基本的国家安全战略方面:心理矛盾, 思想混淆不清, 自信近乎无存。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对外政策当前最大的“形势性羸弱”。 美国从其权势的上述巅峰状态相对下落还起因于美国权势的长远结构性羸弱, 这在近两三年来得到了美国对外政策舆论的越来越多的谈论, 其经久性和中长期意义超过“形势性羸弱”。这些谈论颇有代表性地体现在《外交》季刊2004年7/8月号登载的一篇文章《正在进行的全球性权势转移》。该文以中国可能持续几十年的“非凡经济兴起”为首要内容, 称“亚洲正在迅速崛起, 连同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和军事实力”。《国际先驱论坛报》在布什赢得连任后几个小时刊登的一篇题为《随美国权势衰减的一个新的亚洲》文章认为, 作为“过去四年里美国在亚洲正在缩减影响的后果, 一种深刻的改组正在进行, 中国与其扩展中的经济 (还有——用该文后面的话说——“中国的外交精明”) 是其首要动力。”第一届布什政府执政的四年总的来说“是美国在亚洲的影响——20世纪下半期该区域的驱动力量——开始其下降螺旋……的一个时期。” 除别国的迅速和平发展这一外在结构性原因之外, 美国权势的相对衰减也出自若干深层的内在结构性原因, 它们被美国《对外政策》杂志2004年7/8月号登载的一篇文章《一个没有霸权的世界》界定为“美国巨人的泥足”: (1) 美国越来越依赖外国资金来为其过度的公私消费“买单”; (2) 美国驻外军事人力大为不足, 无法应付持久和大规模的军事占领、军事平定和政治稳定化所需; (3) 美国的“共和体制和政治传统使之难以为 (在海外) 长期的缔造国家 (nation-building) 项目确立一种 (经久的) 国民共识。” 从长远来说, 中国崛起将是影响美国国际权势的头号因素。自从约25年前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从1992年他就国家方向和根本战略所作的锐意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