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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娜纪念梅大师从艺100周年 梅宁于1894年出生。据史料记载，他在9岁时开始学习艺术，并于1903年完成了舞台。总共是100周年。于是北京梅兰芳京剧团和广州芭蕾舞团等单位共同策划组织了纪念梅兰芳大师从艺100周年的系列活动,包括8月1～2日的北京梅兰芳京剧团在上海逸夫舞台的折子戏表演和8月3～4日广州芭蕾舞团在上海美琪大戏院上演新编芭蕾舞剧《梅兰芳》。 以芭蕾来纪念梅大师从艺100周年,是艺术的创新与融合吗?日前,本刊记者张菡(以下简称张)就这一特殊文化现象采访了著名戏曲、舞蹈艺术研究专家、上海大学影视技术学院蓝凡教授(以下简称蓝)。 张:您对梅先生从艺100周年的纪念活动放在上海举行,而且采用芭蕾这种西洋艺术形式,有何看法? 蓝:我刚开始听到这件事时,觉得有点奇怪。我有两个疑点,首先这个活动为什么要放在上海呢?如果是为了纪念梅先生,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应该是北京。梅先生虽然早年在上海待过,但是显然北京才是梅先生的大本营。另一个问题是,纪念的规模太小,梅兰芳先生作为中国戏曲的代表,如果说要纪念的话,应该有一系列的活动,如演出、展览、座谈会、戏迷活动……如果说以芭蕾来纪念梅先生从艺100周年,这没有问题,可以显示梅兰芳先生的艺术影响力超出了传统戏曲的框架,影响到了芭蕾、舞蹈等其他的艺术门类。而且,这作为一种艺术创新非常好。但若以此作为纪念梅先生的活动的主轴,却让人感觉有点奇怪。 张:您对广芭创演的这部芭蕾舞剧又有什么看法? 蓝:我记得上海媒体前两天登过一个消息,说梅葆玖先生对这个舞剧的评价是正面的,字正腔圆什么的。正像我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这说明梅兰芳先生的艺术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中国的戏曲也已经跳出了传统的范畴,并且这一步还跳得非常大,不是从京剧跳到民族舞蹈,而是直接跳到芭蕾舞。作为寻求创新的艺术行为而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曾经仔细调查研究过广芭这个在中国芭蕾舞艺术团体改革中走在比较前面的团体,前几年,在其他许多院团都下放了的情况下,广州市仍把广芭当作精品艺术团体养着,团里的硬件条件非常好,引进演员的工资也很高。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该团必然会想在艺术上有所创新。同时,由于芭蕾在人们心目中,一般总是被当作精致高雅的艺术,以致它面临着一个观众面狭小的问题。如果老是仅仅演一些保留剧目,比方《天鹅湖》、《吉赛尔》,在大剧院演个一两场也许不是问题,但这远远不能保证一个芭蕾舞团的正常运转。因此广芭会想在保留传统剧目的同时,有所创新,创出属于自己的原创剧目,尽可能扩大观众面,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舞剧《梅兰芳》正是以芭蕾的形式表现一个完全中国本土化的题材,从这角度上来讲,它的创作动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芭蕾作为一种完全西方的艺术样式,如果真正要为中国的观众所接受,在中国落脚生根,没有自己的新的原创剧目,不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或者说,我们说得理论化一点,不形成中国的芭蕾学派,就不可能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可。这是非常明确的道理。事实上,芭蕾在世界上兴起以后,所谓俄罗斯学派、丹麦学派等,就都是先本土化,而后再被本国以至他国观众接受的。而芭蕾从二十世纪初进入中国到现在,始终没有形成为世界所认可的中国的芭蕾舞学派。我们虽有《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但是我们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训练、创作体系,更多的是搬演西方的经典剧目。而要形成中国的芭蕾舞学派,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将中国的传统题材进行既芭蕾又中国化的改造。舞剧《梅兰芳》所选择的正是这样一个非常传统的题材。所以,我们首先应该理解广芭的动机,也佩服他们的勇气。 张:以芭蕾这样一种完全西方化的艺术样式反映《梅兰芳》这样的传统题材,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蓝:用西方艺术样式演绎传统民族题材,作为一个局外人,我认为是非常艰难的。我看过广芭《梅兰芳》的第一版,觉得要实现芭蕾舞的中国化,文化的准备是非常重要,切切不可忽视的。这种准备分为理论上的准备和实践上的准备两部分。就理论准备来说,这些年我们出了不少传统戏曲和芭蕾的研究成果,但是两种艺术的比较研究、融合研究还没有出现过。比方传统戏曲的节奏和芭蕾的节奏如何融合?传统戏曲的手眼身法步,一出手、一抬腿和芭蕾的出手抬腿是不是一回事?传统戏曲的美学特征和芭蕾的美学特征有没有抵触?如果有,又如何调节? 我讲一个非常浅显的例子。中国的传统艺术,戏曲也好,杂技也好,都是依赖大地的。我们的寺庙依山爬坡,我们的故宫建筑沿着地面向四面延展,连中国戏曲演员表演的扫堂腿等动作都是依赖大地的。而芭蕾不同。西方的艺术精神当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向上飞升的向往,渴望摆脱地心的吸引力,就像西方的哥特式教堂一样。所以芭蕾演员训练的结果往往是身材修长。这些明显的美学上区别,我们在进行这种艺术上的嫁接时必须要进行考虑,现在看来这些研究理论都是缺乏的。在将中国最本土化的、原汁原味的东西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