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为贪到以东篱为例新解《聊斋志异》中的黄英.docxVIP

从不为贪到以东篱为例新解《聊斋志异》中的黄英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不仅是用传统的方法创作的，而且是用真实的形象。在虚拟幻想中的狐鬼精神世界背后，它揭示了这位知识渊博的圣人对世界事务的直觉和思考。在五颜六色的文字意象中，我们注入了自己的理想愿景，批判了现实社会，也展示了对世界价值观的重新理解和定位。这就突破了文言小说传统局限,将文言小说带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而他曲尽世态、触时感事的创作,“无论就空间还是就时间而言,都与我们相距那么遥远,同时,对我们又那么贴近。”特别是写经商的,如今读来,更有意味深长的感觉。 《黄英》叙写了文人马子才与菊商陶家姐弟二人的交往、联姻,写出了他由贱商到重商的转化。像许多文人雅士一样,马生喜欢菊花,种菊、赏菊是精神享受,菊花向来是文人高洁秉性和高雅生活的象征。只要听说有好菊,无论哪里,他必往而购之。一次,在购花归途中相识了陶家姐弟黄英和陶三郎,因种菊话题投机,就邀请姐弟俩到自家居住。他虽然很佩服陶氏种植菊花的才能,但当他们提出来卖菊谋生时,马“甚鄙之”,认为“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马生是读书人,他遵守的是文人固有的生活方式。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农本商末的思想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躬耕田亩为荣、经商取利为卑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清代,统治者继续利用儒家思想来统治,定都伊始便摆出了尊孔崇儒的面孔。儒家要求“士志于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重义,小人才重利。文人雅士过的是安贫乐道的高洁生活,遵循着“文不经商”的准则:为业不屑从商业,为人不屑做商人,经商是低俗的。种菊、赏菊纯属精神追求,这样的雅事,绝不能和做买卖那类俗事联系在一起,将赏品变成商品,以卖菊花为生,马生自然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黄英姐弟身为菊花精,也是高洁、高雅的化身,但他们认为“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以自己种花的本事经商,不为贪,自食其力脱离贫困,也不俗,这是不同寻常的新型观念。 马子才“心厌其贪,欲与绝;而又恨其私秘佳本。”马生的厌恶、憎恨,但又不与陶断绝的表现,显示出此时马子才内心对经商的矛盾斗争,传统观念造成了文人择业的误区,有着一身的本事却饱受饥苦,实在不能是一种“雅”,只能是一种迂腐。此时马子才“安贫素介”的清高心理已显得很是脆弱,他不再是不与商人为伍,而是来到陶家,鄙视经商的马生就与卖菊的陶商大醉在一起,和好如初,马子才由贱商到了与商为友。 陶三郎不断变换、扩大种植与经营,从南到北地发展卖花业,“于都中设花肆”,大张旗鼓地卖花。资金多了,买地,再雇佣更多人的种植,还与别人合伙经营。红红火火的生意,带来了天壤之别的生活,过去是靠马子才接济,住马家的荒园。如今财富越来越多,购田置家,大兴土木,兴建楼宇。马子才“安贫素介”思想却濒于崩溃,他丧妻后迎娶了黄英,不与商人为伍的读书人,如今却以商人为妻,以食客为生存之道的马子才,生活中开始了痛苦的抉择及蜕变。面对黄英姐弟经商的现实,开始马生并没有改变清安贫乐道的思想,他耻以妻富,菊花精黄英看透了马生等文人的自视清高的虚伪,针对马的求贫不求富的想法,黄英也有了态度:求贫容易求富难。既然你安于贫穷,就在园里筑个茅屋,在那里享受你的清贫吧。口口声声“安贫”的马生,没几天就“不胜烦”,惭愧了,坚持不下去,“一切听诸黄英”,这也是当时社会上活跃的商品经济,激活了抱残守缺的文人思想意识,马子才娶黄英为妻,也显明文人垂涎于商人生活并不是一时的冲动。文人由贱商、远商,到与商共友,再到文商合一,这是良变的过程,亦儒亦商也不失为食客文人摆脱贫困的较为完美的生活方式。菊花精黄英姐弟的先祖是高洁之人陶渊明,黄英他们爱菊、有种菊的高超本领,是高洁之人,而他们又赋予了“高洁”耳目一新的意义,高洁不等于贫穷,文人安贫思想不可取,世人将陶渊明奉为清高安贫的典范,但不应以他的清贫作为不发达的借口,黄英用古代文人比喻清高的菊花致富心安理得,来破解传统观念。安于清贫,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认的优良道德品质,它也确实有过很积极的意义,但这种观念也影响着人们的正常择业,影响了商业市场经济的发展。过上富裕生活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清高的马子才,结果认了输,认同了黄英的经商行为,经商不是贱业,马子才放弃了清贫的生活。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作品,恰如冯镇峦《读聊斋杂说》所云:“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令读者每至一篇,另长一番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