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吸收、政府推动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docxVIP

? ? 技术吸收、政府推动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 ? 　　一、问题提出 　　在实现民族振兴、加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既通过政府主导改革的模式推动发展，又通过改革开放和学习国外先进的科技加快发展。中国引进外资、合作经营、吸收与采用新技术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现实中的增长模式。对此，学术界早在研究技术选择时就强调，发展中国家政府所采取的发展战略一旦背离了最优的技术选择，将影响该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及是否能够向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收敛（Lin and Tan，1999；Lin，2003）。无论如何，在全球技术进步的过程日益复杂，并且迅速外溢、扩大的背景下，学习、模仿、吸收和采用国外先进技术已成为一个共识。并且，在当前转型升级到更高经济形态的过程中，中国也迫切需要通过更多的技术理论分析，寻找最佳的技术演化路径以优化经济发展模式。从现实经济的历史演变看，中国各个领域的产品供给也确实呈现出“技术吸收”的发展特征①。“技术吸收”并不一定意味着对国外产品的非法伪造或是克隆，也可以是合法的。技术吸收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再创新（如集成创新、模仿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衍生品创新等），可以既不剽窃也不侵犯对方的绝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模仿问题，Mansfield（1987）认为，全球化进程中有60%的国外专利发明在它们前4年的引导期内是被合法模仿的。本质上，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吸收”和“自主创新”问题属于发展经济学中经济总量的“赶超战略”问题。因此，下面分别从赶超战略中的技术吸收、纯粹技术吸收问题及政府经济政策三个方面梳理研究脉络。在经济赶超和技术赶超方面，郭熙保和胡汉昌（2004）认为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是后发国后发优势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比发达国家更高（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在内生增长框架中，技术吸收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力资本被配置到研发部门（包群，2007）；本国创新技术与外国创新技术之间的替代性越强，技术赶超的动力就越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进步就越快（傅晓霞和吴利学，2013）。与理论分析相呼应，何兴强等（201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迅速提升中国技术能力和TFP的重要途径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消化技术再创新。当然，不顾约束条件的经济赶超和技术赶超也不断受到质疑。对此，邹薇和代谦（2003）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吸收能力取决于本国的人均人力资本水平。林毅夫（2003）则认为，后发国家只有在制度创新上满足一系列的要求，才能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在短期内赶上发达国家。进一步地，林毅夫等（2004）指出，如果技术选择背离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结构的程度，其对经济增长率和TFP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更有研究对技术赶超战略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譬如，黄苹（2008）认为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值且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突出，唐未兵等（2014）则认为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负相关，而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10）认为经济资本化对技术创新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在纯粹的模仿吸收和技术外溢研究方面，学术界也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吸收问题（Fu，2008；Wang，2015），并且有学者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有80%来自美国（Wirz，2008）。林毅夫和张鹏飞（2006）、Wang（2015）将这个问题与本国的要素禀赋特征相结合进行讨论。林毅夫和张鹏飞（2006）指出，最适宜的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随后，徐朝阳和林毅夫（2009）进一步认为，技术进步、内生人口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密切相关。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提升社会福利的必要条件是，本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寇宗来，2009）。另有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尚未满足全面自主创新的要求（杨俊等，2007）。在技术吸收的模式上，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技术“干中学”引起的“套利型”一哄而起的低成本竞争特征（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郭熙保和文礼朋（2008）则认为欠发达国家的“代工生产”是本国企业的技术学习过程，能够不断强化本国自主创新的根基。一些研究则从微观企业层面关注中国增量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革命性技术创新这三种模式的技术赶超问题（Wang et al.，2014）。张成林等（2013）认为在技术吸收战略的成功决定方面，双边贸易中以技术外溢为主所导致的技术进步影响了比较优势；李真（2011）则认为技术自主创新对出口贸易利益的改善作用要远远大于技术吸收和技术转移。 　　对于政府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推动功能，相关研究肯定了政府研发对于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发现大学等科研机构对产业创新存在积极的溢出效应（魏守华等，2010）。也有学者采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