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论诗绝》非青年之作补考.docxVIP

元好问《论诗绝》非青年之作补考 周本淳认为，“袁才文的诗歌绝句不是青年的作品”（《江海文学》1989年第4期）。主要理由有四:(1)“丁丑岁三乡作”之说源于清人施国祁的《元遗山诗集笺注》及所附《年谱》,“今日选这组诗的人,都以施说为依据”;(2)第一首之以“疏凿手”自任,“很难说是青年诗人的‘自信’”,末一首的“老来留得诗千首”之语,“分明是‘实录’而不是悬揣的口气”,“只说明是年事已高,诗篇已盈千”;(3)如果真是三乡所作,不可能是诗人28岁时第一次到三乡的“丁丑”年间,只可能是56岁时第二次到三乡的“乙巳”年;(4)更重要的是“乱后玄都失故基”一首,“表面上评刘禹锡,实际借以抒怀,分明有亡国之后的感伤在。”周先生的这四点理由,不无商榷之处,略述拙意如次: 首先,“丁丑岁三乡作”是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题下的自注,此注不是始见于施国祁《笺注》和《年谱》。施氏《笺注》所据的底本是清代华希闵康熙庚寅本,所参校的善本是元刻曹益甫至元庚午本和清刻的明代李淑渊弘治戊午本等。这些善本,皆有此注。而且早于施谱的翁方纲与凌廷堪师生二人分别编撰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亦均有此说。翁谱云:“二十八岁,在三乡作《论诗绝句》。”凌谱云:“本集有三乡时作七绝一首,又《论诗绝句三十首》自注云:‘丁丑岁三乡作’,皆是年也。”翁方纲是清代研究元好问的大家,在《石洲诗话》卷七专论遗山《论诗三十首》时说得更为详审:“金宣宗兴定元年丁丑,先生年二十八岁。自贞祐三年乙亥,蒙古兵入金燕都,四年丙子,先生自秀容避乱河南,至是岁寓居三乡,在其登进士第之前四年。”在卷中论及王渔洋《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时还说:“此诗作于康熙元年壬寅之秋,先生年二十九岁,与遗山之作,皆在少壮。然二先生一生识力,皆具于此,未可仅以少作目之。”尽管翁氏、施氏之说都很可信,然而并不是象周先生所说“今日选这组诗的人,都以施说为依据”,专家学者的选著多是以《四部丛刊》影印的明弘治本《遗山先生文集》为准,如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吴世常的《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等。此外,山西大学姚奠中先生主持点校《元好问全集》时,有关人员查阅了京沪等地馆藏善本、孤本进行校勘,对“丁丑岁三乡作”这个自注,也没发现何种本子有所脱漏或异注。 其次,对第一首和末一首,周先生说“绝对非青年时的口气”,我认为说得有点绝对化了。诗无达诂,诗的“口气”问题,更难品评一致。第一首“分明自任疏凿手”,口气确很“自信”。元氏28岁时,所作的《箕山》、《元鲁县琴台》等诗,被礼部尚书赵秉文赏识,誉为“少陵以来无此作”。从而名震京师,目为“元才子”。在这种情境中,一个被文坛领袖所激赏、誉满京师的青年诗人,自信自负自豪之气,必定旺盛,溢于论诗绝句首篇,是很自然的。如果没有或者缺乏高度自信,反倒有点不称“元才子”的心态。 就在28岁这一年,元好问还完成了非常得意的文艺理论著作《锦机》。此书虽佚,但从其《锦机引》可知元好问当时正在用心整理总结前人的文学理论遗产。《锦机引》说,他少年学写文章时,其兄元敏之曾教导他说:“文章天下之难事,其法度杂见于百家之书,学者不遍考之,则无以知古人之渊源。”于是他就开始留心于为文法度,考察诸家论议,探究前人诗文创作的师承源流,至“兴定丁丑,闲居河南,始集前人议论为一编,以便观览。”由此可知,元好问从贞祐四年(即27岁时)五月“闲居河南”以来,就埋头研究文论,探求诗文创作法度、规律,决心要写出妙于一世的锦绣诗文。那么,他在研习诗文创作理论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诗歌领域的大课题:汉魏风骨这一“正体”优秀传统,久已纷纭乱套,而又无人细加论说,于是就勇敢地自任“疏凿手”,发挥自己的诗艺优势,用以诗论诗的新型形式,评论历代诗人作品,划清诗歌长河中的正伪界限,理出诗歌发展上的“正体”流脉,也是完全可能的。由于他诗学渊博,既有理论修养,又有创作经验,对此重大课题,自认为能够解决得很好,于是在首章述志时,自信口气十足。因此,“分明自任疏凿手”的自信口气,正是青年才子心高气傲在言辞语气间的自然表露。 大概元好问也觉得一下笔就自命“疏凿手”,有点狂妄自大,于是在发表完长篇宏论之后,补了一笔:“撼树蚍蜉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便将自己疏凿源流、开辟航道的创新壮举,又说成不过是闹书人好发议论的习气。然而,他毕竟自信胜于自谦,所以接着又说:“老来留得诗千首,却被何人校短长?”这是对自己诗歌未来命运的评估。既对自己的创作前途充满高度自信,又对百年之后有所疑虑不安。试想,一个自命不凡的年轻后生,对前代诗人诗作大加褒贬之后,掩卷一想,自己已写下几十首诗歌,还要写许许多多,到了老来时,也能留得千二八百首诗作,然而时移世变,天知道百年之后,也会被哪一位可畏的后生又品头论脚、说长道短呢?首末两章合而观之,这正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诗人,十分自信、自负